王梓漪专栏｜初见
文/王梓漪 业巡赛和女子中巡赛最年轻冠军纪录创造者，人大附中毕业，斯坦福大学国际政策硕士，今年 9月以罗德学者身份进入牛津大学读历史博士。
我坐在博得利图书馆的高层阅览室，镶嵌着彩色圣经故事剪影的大玻璃窗前，面前对着拉德克利夫图书馆。那是个宝石蓝色圆顶，希腊式圆柱堆砌而成的神似圣彼得大教堂的建筑。天气灰蒙蒙的，十一月初的英格兰已经到了夜晚的零下气温。我穿着卡其色的高领羊绒毛衣，黑色高腰牛仔裤，黑色长靴，刚摘下灰色羊毛手套，还有厚厚的围巾和大衣，翘起腿坐着。刚喝完今天的第一杯馥芮白咖啡，忐忑地准备写下五年以来新专栏的第一笔。
我来英国已经一个半月了。作为罗德学者在牛津大学读历史博士，研究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外交史，这大抵是我新的全职工作。此外我还开始学俄语和德语，每周末都参与牛津男子高尔夫校队的活动，和一群男孩冒着风雨冰雹开拓不列颠版图上各种林克斯球场。明年三月，我还会作为唯一女选手代表牛津参加历史上最悠久的业余高尔夫赛事——一年一度的牛津-剑桥校队对抗赛。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同为牛津皇后学院历史系的同学、教授、高尔夫队友、罗德学者、斯坦福校友;我有太多的书要读，每天在图书馆九点开门之前就站在铁栅栏门口，等着第一个进阅览室;我有太多想参与的讲座，太多想参观的博物馆，太多想打的球场，太多想品尝的鸡尾酒。
和五年之前从北京初到斯坦福不同，我现在感觉如此的幸福、充实、满足。如今23岁的我，已经可以相对准确地感知自己的情绪，也能拿捏到我波澜壮阔的情感之根源所在。我分外幸福，因为牛津恰如我从小到大梦寐以求的学术殿堂，在充分地满足着我按捺多年的知识渴求。
如果说斯坦福可以培养出世界上最拔尖的学子，那么牛津塑造的便是世界上最谦虚的学者。当我坐在1602年建馆的图书馆，1341年建立的学院，抬头看着整个天花板和墙面上覆盖的16、17世纪启蒙运动学者的油画肖像，难免不低下头继续读书。学海无涯，学无止境啊。我学着俄语复杂的字母表，读着法语文献中沙皇的传记，看着拿破仑之后小心翼翼的欧洲、苟延残喘的奥斯曼帝国，总是掩饰不住心中的愉悦，在图书馆傻笑起来。生活却不仅仅有我对学术这段虔诚的朝拜。我重新拾起了对于高尔夫的热情，开始了每个周末72洞的打球经历。周六周日都是上下午18洞，中间有丰盛的午宴，香槟、红白葡萄酒等等。
英格兰的高尔夫文化与美国不同，相比之下非常注重社交和打球速度。上星期，我们去了位于英国东南海岸东萨塞克斯郡的黑麦俱乐部,那是经典的海边林克斯球场。然而，清晨狂风暴雨外加冰雹，我甚至在上杆的时候整个人都被大风吹得站不住了。雨裤整条都沁透了，手焖子完全变成了湿毛巾，帽檐也在往下滴水，早上画的睫毛膏被打进眼睛里的冰雹弄得不堪入目。球包完全无法站立，所以干脆直接放在地上。然而，当地球场会员以“无论天气场地条件如何都打到底”为豪;我冻得已经哆嗦，深深怀疑着当初6岁的时候，我为什么选择了打高尔夫，而不是弹钢琴?此番种种后，中午回到会所还是必须穿正装衬衫、西装外套、领带和皮鞋。一个老会员看着我的风尘仆仆被逗笑了，问我，能不能请我喝一杯威士忌?我的队友们——这群憨厚风趣的英国小伙子们，全都早就西装革履，站起来谦让我入座。
当然了，月有阴晴圆缺。我与远在加州的牵挂相隔着八小时时差，考验着情感的坚韧。或许生活太过美好，我需要纵容自己内心有一小小角落的脆弱吧。但我还是会穿上红裙、学士服参加宴会，混进万灵学院听讲座，坐上火车去看大英博物馆，从晚宴中溜出来和一群小伙子在周末前往威尔士西海岸的常青英国公开赛场地皇家波斯科俱乐部打72洞。初见，英格兰一切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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