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广慈打80多杆的艺术家

≠___因薆而性

瞿广慈说自己是一个对于上海的长期抨击者，可当他把在上海积攒了十年的情绪做出震惊艺术圈的作品时；当他把上海高尔夫球场的会籍不知不觉做成收藏时；当他一边批判着这个城市的文化贫瘠一边又告诉你事出有因时……你会发觉：对一个城市来说，爱它会有很多种情绪，无论是褒扬还是贬抑

现在的瞿广慈又多了一重身份，他是“稀奇”的老板。作为中国最著名的雕塑家之一，他和妻子向京近年在拍卖市场上的总成绩，要超过中国其他所有雕塑家的总和。如今，他和向京大部分雕塑代表作品，被制作成艺术衍生品摆在稀奇店里。


很多外国人看到其中一个雕塑是站在树枝上打高尔夫的小人儿便觉得无比幽默，但对于瞿广慈来说，这件雕塑不光严肃，小人儿在树枝上挥出的这一杆更是意味深长。“这有点儿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小的时候，谁又能想得到现在会有今天的一切呢？”之后，瞿广慈为这座雕塑起名——《一切皆有可能》。


弄堂故事
上海闵行区一个破败的弄堂深处，曾是向京和瞿广慈的工作室。在那里，瞿广慈浇筑过一个汽车模型，这是陪他们完成人生迁徙的重要成员——一辆吉普车。1999年夏天，瞿广慈研究生毕业。他们就是开着这一辆吉普，载着他们的两只小狗“黑皮”和“花花”，从北京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他们主持了上海师范大学的雕塑系。领导为了让他们安心地留在学校，把学校市中心仅剩的唯一一块还能盖房子的空地，给了他们做工作室。瞿广慈不敢相信这一切，他问校长：“这块地将来是属于美院还是学校？”校长回答：“都不是，是你们的。”

在上海师范大学，年轻的瞿广慈仕途一片光明，他先后担任过教研室主任和美术学院院长助理，主持了上师大的“无形画廊”。用向京的话来说：“学校给了我们一间小工作室，立刻可以开始做东西了。教学生，也是讲跟专业有关系的知识。生活一下子变得特别简单，这很适合我俩的脾气，一下就投入进去了。”瞿广慈也说：“离开北京时，我觉得对于个人创作来说，已经完全释放了。恰恰是因为离开了北京，我才看清楚这个架构和机制。”


随着教学年头越来越长，瞿广慈发现自己对于学生年轻的生命力越来越力不从心，无论是创作还是生活。2007年，瞿广慈和向京递交了辞呈，其实让他们更加厌倦的是体制内官僚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制度不是建立在机制上的，是建立在人上的。可能今天来个领导，上进心强，他就推动两三年。但是换一个糟糕领导来了，就能把前面的全部打碎。”


上海到北京：从“集体主义”到“鸟儿问答”
在上海学校的七年当中，瞿广慈有五年都没有做创作。从附中到研究生，一直从美院系统走过来，瞿广慈有太多的教学理想。“有四五年的时间，没做创作，大多是在做教学实验。”正是这样，他也同时积攒了一种能量，“等到最后两三年再做创作的时候，觉得整个人的状态都很好。”他把在体制内积攒的焦躁和愤怒，全部消化在自己的作品中，就这样，“集体主义”最终成型。


2007年9月，瞿广慈在上海证大美术馆举办了名为“集体主义”的重要个展。这个个展开启了瞿广慈创作生涯的一个重要时期——“革命浪漫主义”时期在上海悄然拉开。2009年，瞿广慈和向京又做出了人生的又一重大决定，他们决定离开上海，回到北京。当年的“黑皮”和“花花”已进暮年，瞿广慈和向京也已经进入了最丰富的创作期。

在2010年12月，瞿广慈的个展《鸟儿问答》在北京的偏锋新艺术空间展出。从“集体主义”到了“鸟儿问答”，瞿广慈从上海“彻底到了北京”。展出的十六件作品包含在京后两年的创作和心态记录。和他在上海时期的“集体主题”相比较，“鸟儿问答”有中国古代画论中“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状态，这也同样反映了瞿广慈在北京当下生存中面对的新问题：自身生态交互关系已成为几近中年的艺术家所面对和要解决的问题。


瞿广慈说，自己最悠闲的时光就是在这几年，除了创作，他也掀开了人生中的另一个新篇章——高尔夫。


高尔夫，一切皆有可能
回到北京时，瞿广慈有半年多的时间都无法进入工作状态。“因为忙于为新家添置家具，工作室也要装修。”他希望能够打打网球消遣时光，却发现，身边的很多人已经开始打高尔夫球了。


他被朋友拉到球场时根本没有把高尔夫当成一项运动，“我从小就一直很喜欢体育运动，特别是竞技体育，然后又踢球，后来踢球踢不动了就又打网球，到现在，也许是年龄大了，网球打不动了，所以改成打高尔夫了。”瞿广慈说，“打球之前我觉得高尔夫是一个很装模作样的事儿，大多是谈生意。”但是，现在打的时间长了，发现自己已经着迷了。

刚打球的时候，一到冬天他就跑去上海，不知不觉就买了好几个球场的会籍。“我觉得打球更需要艺术，你能说一个好的设计师没有艺术感吗？这个球场怎么设计才能达到自己的预想，是非常难的。”


作品《一切皆有可能》完成时，瞿广慈还没有打球。他受到了一则广告的启发，“那群打高尔夫的人追着球打，球到了盘子里，他们就站到桌子上打……”瞿广慈把这个情境设定在了树枝上，于是有了后来的《一切皆有可能》。打了球以后的瞿广慈看这幅作品的依然觉得这也正是高尔夫这项运动的写照，“打球时稍一不注意，后几洞就可能打爆；但有时 可能你前面打得糟糕，后面放松了心态，就会扭转乾坤，球场上是会有神奇发生的，所以球场也是一个‘一切皆有可能’发生的地方。“


上海印象·对话瞿广慈


最近有在上海的球场打球吗？感觉如何？
瞿广慈：前一段我在上海东庄打了一场球，球场不错，唯一差点儿就是飞机声音太吵。


您也在上海买了会籍？
瞿广慈：我以前在上海的览海球场买了会籍。览海这个球场简直不像上海，像苏格兰的感觉，这个我觉得特别棒。我发现我打过的所有的南方的球场都做的特别精致。


上海的球场呢？
瞿广慈：上海的佘山我打过，美兰湖、天马也打过，但是我觉得天马太简单，没有难度。我觉得球场还是需要特别吸引人的地方，比如说，我在北京买了两个球场的会籍，其中有伯爵园，至少我觉得伯爵园的树我很喜欢，球场设计我也挺喜欢的。每个球场必须得有几个洞是非常有特点的，比如上海佘山的三杆洞和最后一洞，我觉得既有难度，又有挑战，给人很意外的惊喜。


您觉得自己身上有哪些上海人的特点？
瞿广慈：我比较像个江南人，还是容易对很多细微的东西敏感。南方人，因为在淅淅沥沥的小雨里长大，所以很多的东西都是滋润出来的。他们没有什么大喜大悲，总是小恩小怨小情仇，滋养出来的东西都是非常精致的。我觉得江南人跟上海人很多方面都差不多，比如你看到苏州人、镇江人，甚至宁波人，他们到了上海，会比上海人还上海人。


您对上海人怎样评价呢？
瞿广慈：在我看来，上海人一直是我评价特别高的。我觉得他们其实是背了很多黑锅。因为这个城市从解放后一直是给全国做很大贡献的。第二，我觉得上海人本分、老实。他们的确会斤斤计较，但是你要知道，斤斤计较是人与人交往非常重要的一个尺度，就是你是你的，我是我的，大家都分得非常清楚。在过去，只有当你有点儿财富的时候，你才会斤斤计较。为什么别的地方不会斤斤计较，因为大家都没有财富，都穷，所以也没什么可计较的。斤斤计较是一个城市最初的面貌。到今天为止，你会发现，上海人他们说到做到，所以你去看，在全世界的华人里面，大公司里做到非常高位置的高管，很多都是上海人。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也是上海人精明的地方。因为上海人觉得，我当高管要比当老板强，当老板很辛苦。


在上海的十年时光，您怎么评价？
瞿广慈：上海的十年，对我和向京来说都特别重要。可以说，是在自我生长。这种生长不是在往上长，而是在往下长。然后也可以说，在大学的这七年，给我建立了很多东西。比如，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人最怕的就是不分是非。假如说，我在那七年里面因为最后认同了一种价值，我可能今天不会成为一个好的艺术家，我也不可能创造”稀奇“，可能我现在会是一个装模作样的官员了。那个时候很年轻，会很有前途。那个不是我想要的目标。因此我觉得那七年对我自我的磨练十分重要。30到40岁的时间，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成人的阶段，因为我觉得男人真正的成人应该到30岁以后。所谓的成家立业，就应该在这10年中。我觉得我和向京都特别幸运，尽管我们都对上海在文化艺术上持有否定态度，但是我们一直觉得这个城市的很多人，一直深爱着我们，而且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应该说，上海是让我们非常幸运的城市。


您对上海的期许跟它的现状差距有多大？
瞿广慈：上海特别让我觉得像个美丽的湖泊，而不是大海，因为它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安全感。没有勇敢精神，没有突破精神，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城市现阶段的创新能力不如杭州、深圳这些地方。以上海人的聪明和城市底蕴，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它早就应该是一个很伟大的城市，但是现在为止，我还是感觉不到它的伟大，而只是繁华。


如果让您以自己对上海的感情，给上海下一个定义呢？
瞿广慈：如果我把她当成一个女性的话，我觉得上海就是一个时髦的、聪明漂亮的女孩，给人感觉很舒服，有的时候会发发嗲。总而言之，很洋气，也给你感觉特别青春，但是有一点儿轻。北京这个城市，如果是女人的话，感觉就像一个少妇，说出话来会有一定的硬度，而且也经受了生活的磨练，但是她依然很有风韵，很有魅力。我觉得这就是两个城市的不同，或者说，上海这个城市，更加女性化一点，北京这个城市更加雄性化一点，有点儿神性的东西，总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我觉得上海这个城市比较人性，比较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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