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梓漪 斯坦福大学国际政策硕士，2021年9月以罗德学者身份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历史博士。 曾是业巡赛和女子中巡赛最年轻冠军纪录创造者。
以前在加州，夜深人静的时候大概只觉得累。因为无论出了什么事，身边有教练、疼爱我的当地老夫妇，从来不会感到漂泊无依和心慌。但最近一个月，我在牛津初次体会到了独自生活的惶恐。那晚在我沿着泰晤士河一个人走回宿舍时，我忽然意识到，从此以后我生活中的一切辛酸苦楚都要一个人面对了。父母不能随时拥抱我，其他对我负责的人还都没有太深的交情。如果事业不顺、感情受伤，就连公寓的暖气坏了，我只能竭尽全力自己解决问题。我第一次深刻地领悟道：原来长大后，我的安危就不再是其他人的义务了。挣扎和痛苦时，帮我的人都是出于善良，而绝非职责所在。

真去抱怨生活不幸，未免太过娇惯。但24岁的我，在一个新的环境里试图安顿下来独自生活，难免力不从心。四月初的时候，我回到加州，春风和煦，阳光明媚。我见到了众多老朋友，回到熟悉的咖啡厅，店员都还记得我爱喝什么，抬起头随时都能撞见熟人。下楼就可以开自己的车行驶在道路右侧，不会不知不觉地彻底逆行。我几个月以来第一次穿了牛仔短裤，看到了让人惭愧的略发苍白的肤色。这么些年下来，加州已经有了家的感觉，那样的舒适、亲切。但我也隐约地担心，从加州如沐春风的日子里回到牛津之后，难免会无法适应。


果不其然，从加州返回英格兰，生活中的祸不单行让我无从躲闪。首当其冲的是我的阿基里斯脚踵：感情生活。得益于经典文学的耳濡目染，加上从小写日记的习惯，我一直以来都是感情细腻、敏感、天真而深情，但也不可避免的容易多愁善感，自寻烦恼。已经计划好一起盛装出席的歌剧，已经带到去伦敦火车上自己烘烤的乳酪蛋糕，已经通过皇家邮政寄出的信件……我是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的受害者，而他和我竟势均力敌，在这个年头里还认真手写情书，买紫色的伊丽莎白女皇一等邮票，翘首期盼着牛津伦敦之间的红色邮车来挽救我们险些因误会而搁浅的感情。完全没有任何联系的一周，让我从如座针毡到忧心忡忡，再到泪流不止只花了几天的功夫。身在其中之时，看着窗台上一束已经变成干花的酒红色玫瑰，冰箱里还剩半瓶的香槟，夜晚安静得只有远处火车进站的鸣笛声。

这不是全部。这一周，我住的公寓因为局部电源故障，导致厨房、客厅和卫生间停电，供暖彻底停止。无数次电话，无数封抑愤怒凄惨的邮件之后，却依旧没有人来帮我修理。公寓里很黑，我冷极了。只有一个小台灯还工作，只有一个插线板能用，却不能同时够到热水壶和路由器——我只能舍弃了互联网，用手机热点维系了一整周。因为太冷，我买了电暖器，刚一插上，整栋楼的火警都响了。我只能在房间里穿着两个羽绒服，再裹上一床厚被子才能吃饭。如果忘了从厨房把胡椒粉或盐拿过来，我就只能卸下层层装备，跑过去取，然后重新瑟缩回那些衣服里，颤抖着坐下。四月底的那一周，英格兰晚上的气温都还在零度徘徊。我十分想念那个男孩，知道他是有了生活中的其他危机才无法理会我。但我失落、孤独、无助。原来，人的理智与情感都是如此地依赖光明与温暖。

这不是全部。因为战争，牛津确认了我无法前往俄罗斯进行档案研究，彻底打乱我的博士计划。我站在博士导师的办公室门口，看着办公楼前仅有的几朵凋谢的紫罗兰，泪流不止。我已经很久都没有觉得身上暖和过了。但是，想起了我热爱的歌剧《托斯卡》和《茶花女》后，我破涕为笑。我的这点悲欢离合算什么？我用纸巾擦掉哭花的睫毛膏，按响了导师办公室的门铃。我们开始笑着讨论我对于亚历山大一世沙皇坚毅不挠的着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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