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梓漪 业巡赛和女子中巡赛最年轻冠军纪录创造者，人大附中毕业，斯坦福大学国际政策硕士，2021年9月以罗德学者身份进入牛津大学读历史博士。

你打这么多高尔夫，哪还有时间学习啊？”过去五年在斯坦福，我经常被如此问住。那时的我会耐心解答，我所有不在训练的时间都扎在图书馆，所以学习成绩还可以保持优异。但这个周末，我在去年英国公开赛场地皇家圣乔治打球的时候听到似曾相识的问题，只是浅浅一笑。我抬起头，直视那位会员，平静地回答：“高尔夫只是我生活的六分之一 ；我其余的生活精彩无比。”


意识到我的时间精力被分割成了六份，是源自我与旧友的一封书信。在我试图阐述我的时间安排时，我的邮件密密麻麻地写了一大段，如下：
“当今瓜分我时间精力的内容：一，博士论文研究、大英帝国档案和资格认证的相关文章；二，语言学习——学习俄语和德语，为去俄奥两国使用档案；三，协调明年巴黎政法学院交换；四，为牛津和法国智库学术期刊撰写文章，包括英法翻译；五，高尔夫，每周末风雨雪冰雹无阻72洞，作为唯一女子队员打牛津剑桥对抗赛；六，戏剧和芭蕾，每周中去伦敦皇家大剧院观看演出。附加项目：好友的读书俱乐部要读长篇小说；见我过于众多的朋友；从分手的失魂落魄中反弹，准备认识新的男孩。”（如今意识到，这个清单还忽略了给本刊专栏撰稿。）


我并不宣扬我的生活如此充实复杂——以往在斯坦福只兼顾学业和高尔夫的时候是这样，现在依旧。把“生活丰富”挂在嘴边很快会成为蜻蜓点水的借口；一如既往，我的目标是无论在做什么，都要让别人认为那是我倾尽所有的唯一活动。博士研究有全职知识分子的勤勉；打高尔夫也保持以往专业训练的要求；哪怕是去看戏，也要有着盛装出席的隆重。

但是，有时候，我很累。单纯的忙碌无妨，但是谁能想到一次分手的痛彻心扉让我的工作效率大打折扣；谁能想到二战以来的世界格局被战争彻底打破，而我守在电脑前只能时刻刷新着浅粉色的金融时报——讽刺的是，我的桌面上摊开的依旧是俄语作业。我自诩为军事历史学家，看着自己研究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却不知道能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但是我知道，我的贡献在于我的文史政治知识背景和中英法俄德的语言条件，而不是赚钱的本领；换言之，如果进入私营机构成为漫漫伦敦贝克街或者华尔街的又一白丁，我恐怕会良心不宁。我是个浮躁的知识分子，不能隐没于书本文献不谙世事。我是个虚伪的热血青年，战乱之下还在林克斯球场的冰雹中琢磨着怎么打低飞四号铁。我是个不知惭愧的享乐主义者，彷徨之下只有听更多的斯特拉文斯基，惶恐之余只得再抿一口桑塞尔。
祸不单行——去朝拜皇家圣乔治球场的那个周末，英格兰遭到飓风袭击，球场周围数百里都严重停电，风大得根本无法行走。球场发来邮件，所有沙坑即刻变成整修地，因为沙子都被刮跑了。我们深夜抵达的途中还开着中巴误入了一个荒废、泥泞的步行道；月光之下十几个人一起推车一个小时才得以逃脱。然而停电意味着零下二度的夜晚没有灯，没有热水，没有暖气；我裹了两床被子两条毯子，穿着羽绒服和袜子躺下，还瑟瑟发抖到三点都无法入睡。打着手机的手电去卫生间，然而手机就要没电了。


第二天一早，皇家圣乔治球场依旧没有电，我们的早餐和盛大午宴都取消了；下午冒着冰雹和飓风继续打球回来，更衣室依旧没有热水，没有烘干机。我天性怕冷，几次以为自己真的无法坚持了。终于，电源被修复了。终于，我们打完球了。终于，我回到牛津的图书馆了。
我继续忐忑地刷新着新闻，搜索着英国议会档案库，抄写着俄语单词，允许阿黛尔的情歌让我泪流满面。我低头看看手表，该坐火车去伦敦看普契尼的《波西米亚人》了。

本文选自《高尔夫大师》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