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的这个时候，二战正酣，而一群盟军战俘正在德军的战俘营里享受着他们高墙内的高尔夫。他们当中，有人后来进入美高协，有人当上了职业教练。而最先记录下这一切并将它告诉世界的，则成为了史上最伟大的高尔夫作家之一。







1944年初，R&A收到了一封意外来信。信是前一年10月寄出的，这并不奇怪，来自纳粹战俘集中营的信件一直都是拖拖拉拉的。


R&A的档案记录里既没有来信者的名字，也没有回信的地址。他们只知道写信的人是一名“皇家空军飞行员”。寄信人的临时住址位于波兰萨根（德国柏林东南100英里）城外的第三战俘集中营，周边有一片浓密的松树林。信中简短地提到了“战俘集中营高尔夫”的渴望。在纳粹战俘集中营里打高尔夫？


那之后不久，在随后一期的《Country Life》杂志上，伯纳德·达尔文（生物学家达尔文的长孙，高尔夫作家，2005年入选世界高尔夫名人堂）在他的专栏中提及此事：“任何与战俘有关的事情都能唤起我们的关注与同情，我确信大多数人一定想过，如果处在他们那个位置，不管条件多么艰苦，我们应该如何保持对高尔夫的热爱。现在，我有第一手的例证。”接着，他逐字逐句引用了来信的内容，并表示R&A正在努力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将高尔夫球具送到集中营里。


后来，这封信和这个故事成为了高尔夫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一方面，纳粹战俘集中营里面居然有高尔夫？这本身就非常离奇；而更传奇的是，这被证实是派特·沃德-托马斯的第一篇跟高尔夫有关的文字，战后，派特在《卫报》成为了一名受人尊敬的资深体育作家，这封信更是将派特和伯纳德神奇地连接在一起。1957年，已经为《Country Life》写了将近半个世纪专栏的伯纳德处于半退休状态，派特正好加入，两人开始轮流撰写专栏，直到1961年伯纳德去世——从来没有一个高尔夫作家接受过这样不可思议的传承，也从来没有一个高尔夫故事被报道者们如此狂热地津津乐道。




第三战俘营的囚犯们聚集在球场的“褐岭”上。


每个人爱上高尔夫都有自己的理由，但对于第三战俘营的人们来说，高尔夫是一种神奇的解药，让他们身处铁丝网内无法预知未来时，远离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恐惧和沉闷。但即便拥有高尔夫，这里也不会是美好的乡村俱乐部。营室里拥挤潮湿、忽冷忽热；虽然红十字会定期提供食物，但人们总是饥肠辘辘；还有厌倦和绝望弥漫期间。


但生存的意志让人们以尽可能地去强壮身体，独立思想，鼓起精神去逃离现状。1942年春天，为了关押盟军战俘，纳粹建立了六座集中营。其中，第三战俘营用来关押盟军飞行员，这里也成为了纳粹向国际社会展示自己人道主义的地方。在德国空军精英部队（而不是可怕的盖世太保）的管理下，这里的条件确实比其他集中营好很多，敌人之间基本能做到相互尊重。1981年，派特在自传《Not Only Golf》中把这种政策描述成：笑里藏刀。


在1945年1月苏联红军解放波兰之前，第三战俘营先后扩展为5个单独的集中营，占地超过60英亩，总共容纳了10000多名战俘。集中营里面有剧院、图书馆、教室、乐队以及各种体育设备。这些设备来自红十字会、基督教青年会和亲人朋友的赠送，以及战俘自己制作而成。英国战俘热衷于英式橄榄球、板球和足球；美国人则建立了有组织的棒球、垒球、篮球和美式橄榄球联盟。夏天，这里有田径比赛；冬天，他们在结冰的水池（用来救火）上打冰球。




美国飞行员劳巴赫1944年3月在飞往柏林的途中被俘虏。


对于战俘来说，这就像一个小小的奇迹。“我们一直很忙。”现年90岁的罗伯特·劳巴赫回忆，“运动让我们每天能有几个小时远离烦恼。”劳巴赫曾是美国高尔夫协会果岭部资深委员，他曾担任水晶高地乡村俱乐部主席，在第三战俘营南营被关押了不到一年，是那里的三个美国战俘之一。


同时，这也减轻了看守的负担。“很明显，让他们运动娱乐对德国人也有利。”卫奇塔州立大学历史学家、致力于研究“体育的作用”的约翰·崔福特解释道，“德国人认为，如果战俘们大量参与体育运动，就不会无所事事地密谋逃亡了。”但他随后也很快指出，这也会让密谋逃亡的想法在战俘中迅速蔓延。的确，二战史上最著名的两次逃亡——“胜利大逃亡”（ The Great Escape）和“木马计”（The Wooden Horse）——都发生在第三战俘集中营。本来，沙地表面和结实的下层土，再加上高超的建筑技术，那里被认为是不可能通过挖隧道逃脱的。


不过，对于高尔夫来说，这个地表倒很适合。


1940年时，派特27岁，身材高大而瘦削，当年11月，他的轰炸机在一次袭击柏林的行动中被击中，他跳伞降落在荷兰，然后被俘。二战前，派特是一名狂热的高尔夫爱好者，他也很喜欢自己的空中生活，征召入伍前的一次初级培训，他没有通过，被留在了地面上，这也将飞行带给他的骄傲神气和自由感觉一起带走了。挫折给了他重新思考未来的机会。


1943年初，派特被转移到了萨根，进入了第三战俘营的英联邦战俘营东营。这个战俘营周长920码，四周是9英尺高的铁丝网，每隔7英尺就用一根高高的护桩固定。美国战俘被关在隔壁的中营，后来新加入的美国战俘则被关在四分之一英里外的南营和西营，那里紧挨着北营，是另外一个英国战俘聚集地。东营是最早开设的，也是规模最小的，但他们的活动搞得最先进，派特来的正是时候。




1943年进入战俘营的派特·沃德-托马斯组织了正式比赛。


当派特看到一个同伴拿着一支破旧的山核桃木击打一个类似高尔夫球的东西时，他感觉一件神奇的事情将要发生。小球是由松果和塞在其中的棉花制作而成，不过球杆却是真正的球杆，这支女式5号铁杆开始是一名受伤俘虏的拐杖，后来他痊愈了。“我永远也忘不了重新拿起球杆时的那种颤栗。”派特后来写道。


随后，集中营举行了第一场两人一组的比杆赛。


连续四个小时，他们在平坦而布满尘土的地上打过来打过去，看谁能用最少的杆数把球打中远处的树桩或者电线杆，运气好的一杆也许能打出60码远。旁观者觉得打球的人像疯子，但是后来也加入进来。所有人都用同一支杆（据派特估计，这支击打过无数次球的球杆在战争结束后的撤离中丢失了），但每个人都要用自己手工制作的球。这些球后来陈列在R&A、美国高尔夫球协会博物馆以及加拿大高尔夫名人堂里。当打球的人数达到了12名以后，他们成立了萨根高尔夫俱乐部，并且推出了一项比洞赛。他们随处寻找各种目标作为球洞，派特在萨根第一条当地规则——小球只有击中树干才能算进洞，蹭到树枝的尖端不算数——的帮助下赢得了比赛。


随后出台了更多的规则。相比于以前随意指定球洞的情况，他们确定了总长1220码、总标准杆55杆的18洞球场。球场线路横七竖八，甚至穿过了营房，铁丝网外就是界外。对于派特来说，“最佳球洞是越过厨房的一个盲洞，”尤其是小球飞上屋顶发出“当当”的撞击声时。第二好的球洞在厕所，“打这洞时，我们都非常兴奋，如果有人正好在开球，从里面走出来的人就要倒霉了。”那年春天快结束时，球场拥有了第一个果岭，叫做“褐岭”（browns）。球手们移除了树桩和其他碎片，把牛奶罐嵌入地面作为洞杯，然后把洞杯周围的地面整理平整。


“看球！”人们在球场上喊道。




战俘们最开始的击球目标是树桩和电线杆，球场后来才有了旗杆和洞杯。


在战俘集中营，高尔夫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游戏，它已经变成了一种亚文化现象。


两名有经验的球员开始给其他人授课。“听到那些初学者讨论小左飞和小右飞，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派特写道。人们痴迷于制作小球，质量也越来越高，他们熟练地从旧运动鞋、自行车内胎和烟草袋中获取橡胶，用弹性塑料绷带、棉花、皮革缝制成一个类似迷你棒球的高尔夫球，样子跟R&A特别版小球一样奇怪。一些人学会了手工制作和修理球杆，树枝和曲棍球杆被改造为杆身，杆头则以香烟锡纸和废弃的铝箔罐头为原料，熔化之后，放在模具中铸造而成。现在，两个幸存下来的杆头保存在萨根的战俘集中营博物馆里。


到了1943年7月份，越来越多的门外汉开始排队等待加入俱乐部。派特制定了一系列规则和礼仪，一个新人进入俱乐部之前，必须签名同意这些规则和礼仪。一名集中营体育干事告诉红十字会，已经有超过300人在等待加入俱乐部。罗尼·摩根是一名教练，他在家书中骄傲地写道：“高尔夫队伍愈加壮大了。”


后来，战俘们开始到处写信索要球具。北营（在那里，高尔夫一直没有流行起来）首先送来了三件；8月初，派特从丹麦的一位笔友那里得到了10件球具。“这些球杆从来没有空闲过。”他写道。从早上8点看守巡查过后，战俘们就开始打球，直到天黑。


由于小球不规则，到处乱飞撞到树木或者玻璃就是家常便饭了，照料菜园的人员经常会发现他们宝贵的蔬菜被打蔫了。不过，在和看守的友好相处下，高尔夫的发展势头很好。看守们甚至会帮忙把丢失的球扔回来，没有人喜欢球出界，因为每个球都需要花费4到6个小时来组装。


到了8月，整个球场更加完善，布局更加安全合理，球洞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从集中营的各种设施中穿来过去。“整个过程中充满了激烈的讨论甚至争吵。”派特承认，“但是月底，人们最终达成了一致。改造后的球场面世了，总长850码，标准杆29杆，每洞长度从40码到140码不等，为了增加可打性，他们还增加了沙坑。后来，来自加拿大的战俘菲利普·玛驰丹（二战前后，他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一个投手）创作了一幅包含集中营和球场的地图。“褐岭”负责人提出了一项要求：在离开“褐岭”之前，球员必须清除干净自己的鞋痕。“每个人大概要为此花上3分钟。”派特写道，“因此，这个‘褐岭’几乎跟真的果岭没什么两样。”




杆头用熔化的锡箔制成。


比赛迎来了一段兴盛期，球员们为香烟、糖果以及“战俘营货币”而战，最强选手之间的挑战赛吸引了100名左右的观众前来观战。派特开始在“战俘营报纸”（通常是在布告板上发布几条消息）上报导比赛，而这正是他未来的工作。10月，他开始向R&A讲述战俘集中营的故事，过了冬天，他写出了一篇14000字的史诗，并寄给了亨利·朗赫斯特，不过后者没能把它整理成小册子。最终只有百分之十的内容刊登出来，标题为“狱中高尔夫”，没有署名。1944年10月，报纸以月刊的形式发到了英国战俘的家里。


“我们都沉浸在高尔夫中，”派特回忆道，“我们找到了一种类似快乐的感觉。”


但就在派特给R&A写信后不久，这种“快乐”戛然而止。1943年10月底，三名战俘在集中营第六洞果岭边的鞍马器械掩护下，挖掘隧道逃跑成功，这就是电影《木马计》的原型。德国人拆除了器械，铲平了球场，高尔夫结束了。


但球员们并不甘心。他们终于让德国人相信他们并没有参与逃狱计划。球场又回来了，但是沙坑被取消了，因为这容易和挖掘地道扯上干系。通过R&A的呼吁，将近100支钢杆身的球杆和正规高尔夫球在那年冬天来到了集中营。那是一个晴天，派特走出去，在地上插上tee，使劲把球开出去，他的触球很扎实。


远处传来一声爆裂声。


“小球飞过全场，最后砸碎了一块窗户，里面的人受到了惊吓，齐刷刷趴在了地上。”派特写道，“在隆冬的寂静中，他们以为那是一颗子弹。”


那是派特在战俘营生活中唯一一次用真正的球杆击中一颗真正的小球。


1944年，高尔夫球继续在东营飞来飞去，为了庆祝诺曼底登陆日，他们甚至举办了一场比赛。不过在美国战俘那里，高尔夫还没那么受欢迎。“我们只能说，想约一个开球时间并不太难。”在二战前曾做过球僮的劳巴赫回忆道。




现年90岁的劳巴赫是美国高尔夫协会果岭部的终生委员，他说，“运动让我们每天能有几个小时远离烦恼。”


二战期间，刚刚20岁出头的劳巴赫是B-17战斗机的副驾驶。1944年3月，他的飞机在前往柏林的途中被击落。三周后，他进入了第三战俘营的南营，就在两天前，76名北营战俘试图通过隧道逃亡（电影《胜利大逃亡》的原型故事），只有3人成功，剩下都被抓获，50人被希特勒下令处决。劳巴赫来的不是时候。“可想而知，他们都有些沮丧。”


为了保持活力，劳巴赫大量阅读，还参加垒球联赛。到了夏天，在室友乔治·拉姆塞的带领下，他开始打高尔夫，每周两次。乔治和劳巴赫一起修建了一个简单的6洞球场（没有一洞超过60码），后来，乔治成为耶鲁大学高尔夫校队的队长。


“对战俘来说，高尔夫是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劳巴赫强调，“打球的人并不多，2000多名战俘中只有30到50人在打，但它值得我们去做，它能帮助我们暂时远离身边的痛苦。”


美国人也像英国人一样自己制作小球，打磨果岭，从别处索要球杆。1945年春天，劳巴赫回到了密歇根老家，拥有了自己第一套球杆，从此爱上了这项运动。1970年底，劳巴赫在美国公开赛上担任裁判委员，美国高尔夫协会传奇总裁乔-德伊把他介绍给了派特。
他们俩聊起了天，德伊临时带来了两个小球。“那时候，派特进行的高尔夫活动比我们先进多了，”劳巴赫说，“但我们用的球却几乎一样，太神奇了。”


但是，能在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以及那个环境下进行高尔夫运动，这才是真正神奇的事情。


“如果有可能。”派特沉思道，“有人在宁静的夏夜经过萨根那片森林，他也许会看见球友们挥动球杆的魅影，那一定是一群欢乐的灵魂。因为他们当初正年轻，虽然没有自由，却在世界上最奇怪的球场里找到了快乐。”


而这个故事留给我们的感动，将永远不会消失。





战俘营出品1
高尔夫球，就地取材
1943年，皇家加拿大空军的导航员J.I.戴维斯被关进第三战俘营，并成为那里的高尔夫运动最热心的参与者。在以空军中将的头衔退役后，他将自己从战俘营里带出的一个高尔夫球捐给了加拿大高尔夫名人堂，并留下这样一段故事：
我们贡献出一些香烟，换来两条自行车的内胎，这样就拿到了高尔夫球内部最主要的填充材料橡胶。同时，我们用废弃的旧鞋舌作为球的表面。至于用来缝制高尔夫球的绳子，来源则更是五花八门。然后我们通过邮包上的蜡纸，给球上蜡。用于缝制高尔夫球的针同样来自邮包。这个特别的球是中尉海布斯在1943年夏天制作的。他来自爱尔兰，当时是英国皇家空军的一员，1940年在空战中被德军击落。帕特·沃德-托马斯同样在战后捐献了两个自己在战俘营中亲手制作的高尔夫球。二战结束后不久，帕特把一些顶级球员请到了自己的主场试打，那两个特别的高尔夫球每次都能飞出大约200码。后来，帕特还曾让尼克牢斯尝试，但金熊生怕把球打裂最终还是没有挥出那一杆。那两个球当中的一个如今被陈列在USGA的博物馆里。沃德-托马斯于2010年去世，终年97岁。


战俘营出品2
职业教练布雷克
来自新西兰的明迪·布雷克1936年加入英国皇家空军。他是世界上首个从喷气式战斗机上跳伞并成功生还的人。在1940年的不列颠空战中，作为空军中队长的他被德军击落，后来被送至第三战俘营。在那里，他是最受尊敬的军官之一。他是一名物理学家，尽管此前没有打过高尔夫，但很快就沉迷于钻研挥杆的过程和原理。从一名狱友那里，他学会了打球，那也从此成为他一生最富激情的追求。二战后，他加入了温特沃斯俱乐部，最终成为一名差点只有2的高手。布雷克运用他的物理知识以及对运动学的理解，发展出自己的一套高尔夫挥杆体系。他的挥杆理论建立在宽站位、过度的强势握杆以及将上杆距离缩短这几个要点上。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布雷克向世界介绍他的这一套体系，他被英国高尔夫媒体评价为“具备革命性”和“充满争议”的著作《未来的高尔夫挥杆》（The Golf Swing of the Future）在大西洋两岸迅速成为畅销书籍。


©Golf Digest China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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