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越•领导力】商场上的宽大风范
2015/01/26 00:00:00
文/亚历山大·哈瓦特
宽大（magnanimity）与谦逊（humility)决定了一个领导者。宽大是指我们的心灵对伟大事物的追求。那努力寻求伟大事物并积极回应的人是宽大的。宽大是根植于对人性最高潜力的坚定信心。
领导者是宽大的，有高尚的思想，并且意识到他们有追求伟大（great）的潜力。他们的梦想是能胜过职业的成就与个人卓越的高峰。
领导人有宽大的梦想、愿景与使命感；在希望、信心与勇气上有宽大的容量；在努力使工作成功的结果上有宽大的热忱；在应用相称的方法实现目标上有宽大的倾向；在激励自己、激励同事上有宽大的包容力。
何谓商场上的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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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像政界一样，是那些领导者和充满梦想与愿景的男男女女，渴望实现他们理想的场所。因为商业是关乎金钱的地方，有些人视之低俗，认为参与的人也纯粹为了一己之私。他们认为在商业中很少有机会可以追求个人人格的伟大，虽然他们明白商业是一个有用处的社会活动，提供人们许多需要（need）与想要（want）的，从牙膏到iPod。
三百年前，一位英国作家贝尔纳·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开始宣传这种错误的观念，他认为商业是不可避免的罪恶，虽然他也了解商业给社会带来的益处。但他宣称商业是鼓励个人恶习，如奢侈、贪婪、嫉妒等，而带来的大众利益：“这样，每一部分都充满不道德行为，尽管整体上成了众人的乐园。”
实际上，有许多企业家与经理人，商业对他们来讲最要紧的并不是金钱，而是一个能实现个人与组织成就伟大的媒介，他们可以在此与其他人一起完成有价值且崇高的事业。成熟的生意人并不为个人的财务利益，也不为急切增加股东的股份所驱使，利润虽是商场活动不可缺少的目的，但不是目标。
洛克斐勒（John D.Rockefeller）由一个商行办事员，跃升成为世界级最有钱的人之一。他是不是一个伟大的人？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起初只是一个在匹兹堡棉花厂每周收入1.20美元的工人，后来成为美国钢铁业界的巨子，他是不是一个伟大的人？我想很少有人会说他们是伟大的。我们敬佩这些“企业界的英雄”，不是因为他们有特别的愿景，而是他们是白手起家的人。洛克菲勒与卡内基虽然有梦想，但它们不是真正领导者所拥有的那种梦想，他们没有使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能成为自己的老板。（注1）
卡内基曾这样写道：“是否每一个想要成为商业界人士的人……仅满足於可预测之未来，并想像自己为固定薪水劳碌一生？我确定没有一个是这样的，那么，你就能区别商业人士与非商业人士之间的不同；一个是主人，依赖利润，另一个是仆人，依赖薪水。”（注2）这绝不是由宽大美德所引发出的愿景，而是因炫耀自己而有的高傲。
有些人说这些商业钜子给予文化与慈善机构数百万美元，相当于一种宽大的品格。但这些比较接近於做善事的标准；做善事是一件美事，但与宽大不一样，特别当一个人给予的只是他多余的，不需要作任何个人的牺牲。宽大要比写一张慷慨的支票多一点，它是以自己作为礼物贡献出来。
达尔文·史密斯和弗朗索瓦·米其林的宽大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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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鲜明对照的，达尔文·史密斯（Darwin E.Smith）和弗朗索瓦·米其林（Francois Michelin）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却表现出宽大的风范。史密斯是使金百利·克拉克（Kimberly-Clark）公司起死回生的关键人物，当史密斯接下金百利·克拉克公司CEO职位时，这公司是一家传统纸业公司，正面临经营危机，它的股票市值比先前二十年减少百分之四十，它的主要产品是文化用纸，公司获利很低。
若说金百利·克拉克公司正面临窘迫的财务状况，史密斯的健康状况也极差，在被选为总裁之前的两个月，他被诊断出患鼻咽癌，但他每天仍然把工作排得满满的，同时每个星期从威斯康辛飞到休士敦做放射性治疗，虽然医生判定他只有几年可以活，但他后来双多活了二十年，而且大半时间都担任金百利·克拉克公司的CEO。
美国著名商界顾问詹姆·柯林斯（Jim Collins）写道：“史密斯展现了坚定的决心和毅力，重建金百利·克拉克公司，他作了公司史上最戏剧化的决定：卖掉纸厂。史密斯当上CEO不久，经营团队就发现，金百利·克拉克的传统核心事业——文化用纸的获利状况不佳，竞争又不强，注定会表现平庸；如果金百利·克拉克贸然投入消费性纸制品的战场上，则立刻面临宝洁（Procter & Gamble）等世界级大公司的激烈竞争，因此金百利·克拉克如果不能蜕变为一家卓越的企业，就只有灭亡一途。于是，史密斯就像一位破釜沉舟的将军，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宣布卖掉纸厂。他们甚至卖掉位于威斯康辛州金百利的纸厂，把卖厂收入全数下注于消费用纸产业，投资于好奇（Huggies）和可丽舒（Kleenex）等品牌。”（注3）
华尔街的分析师立即表现出不信任的态度，金百利·克拉克公司的股票也不断下跌，财经媒体反对者都预测这家公司马上将面临瓦解的命运，但史密斯并不因此而却步，他沉著地继续着手于新发展，将一个垂死的工业巨人，变成世界级领先的消费性纸制品公司，最后，这家公司的获利是市场平均的4.1倍，远超过同业竞争者都史谷脱纸业（Scott Paper）和宝洁。
史密斯退休的时候，回顾自己的辉煌战果，只说了一句：“我一直都努力不懈，希望符合这个职位的要求。”这话说得何等谦虚。史密斯具备了超乎常人的领导力，发展出一个大胆又有策略的计划，并努力完成它。要不顾公司一百年来的历史，冒险放弃一切，让公司完全突破和改变，需要有高超的愿景和真正的领导力。
米其林集团前CEO弗朗索瓦·米其林（Francois Michelin）以他的洞察力，将复杂高科技的辐射轴轮胎设计推上市场，因而改变他的公司和整个业界。他坚决相信创造力对商业的意义是多于获利的。
米其林因不满足继续使用已知的方法制造轮胎，他不采用行业专家的常规智慧，称他们是：“二十世纪中叶固步自封的人，他们情愿推算曲线，也不去相信人类所具有的想像力。”
米其林既是一位技术高超的工程师，也是一个生意人，他看好辐射轮胎的前途，知道如何生产这种新款式的轮胎，也知道如何将它引入市场，他具备领导者的特质，劝服被传统束缚裹足不前的同事和同业，接受大胆的设计。
米其林对工作的看法，受其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他认为工作就是参与上帝创造之工的过程，人们创造一个可能是最好的产品，这种努力是极其高尚的，他相信自己在从事上帝所赐予他的任务，向所有同事挑战，以达到创意的新高峰。约翰·克拉特斯（JohnCouretas）曾指出：“米其林的一生实质就是神圣生活的写照，是人与神同心协力，相互共融的过程。”他得出一个心得：米其林集团能成为世界级的领导者是靠人类的创意，而并不是技术专家的计算与设计。人类的创意是商业成功的泉源。
对弗朗索瓦·米其林而言，作生意最重要的并不是赚钱，而是服务顾客和做生意时接触的人，当然，也有只想赚钱的生意人。
注1：瑞智（R. B.Reich）：“重新思考创业精神：把团队视为英雄”（Entrepreneurship Recosiderd : The Team as Hero），第78页，《哈佛商业评论》，1987年5月1日。
注2：卡内基（A. Carnegie）：《商业帝国》（The Empire of Business），第192页，纽约Doubleday出版社，1902年。
注3：柯林斯（J. Collins）：《从A到A+》（Good to Great），（中文版由远流出版，2001年）。
作者简介：亚历山大·哈瓦特（Alexandre Havard）是欧洲领导力发展中心的创办人。他培养经理人才的旗舰课程“德行领导”，是将经典美德作为个人卓越与专业成就的基础。
宽大（magnanimity）与谦逊（humility)决定了一个领导者。宽大是指我们的心灵对伟大事物的追求。那努力寻求伟大事物并积极回应的人是宽大的。宽大是根植于对人性最高潜力的坚定信心。
领导者是宽大的，有高尚的思想，并且意识到他们有追求伟大（great）的潜力。他们的梦想是能胜过职业的成就与个人卓越的高峰。
领导人有宽大的梦想、愿景与使命感；在希望、信心与勇气上有宽大的容量；在努力使工作成功的结果上有宽大的热忱；在应用相称的方法实现目标上有宽大的倾向；在激励自己、激励同事上有宽大的包容力。
何谓商场上的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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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像政界一样，是那些领导者和充满梦想与愿景的男男女女，渴望实现他们理想的场所。因为商业是关乎金钱的地方，有些人视之低俗，认为参与的人也纯粹为了一己之私。他们认为在商业中很少有机会可以追求个人人格的伟大，虽然他们明白商业是一个有用处的社会活动，提供人们许多需要（need）与想要（want）的，从牙膏到iPod。
三百年前，一位英国作家贝尔纳·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开始宣传这种错误的观念，他认为商业是不可避免的罪恶，虽然他也了解商业给社会带来的益处。但他宣称商业是鼓励个人恶习，如奢侈、贪婪、嫉妒等，而带来的大众利益：“这样，每一部分都充满不道德行为，尽管整体上成了众人的乐园。”
实际上，有许多企业家与经理人，商业对他们来讲最要紧的并不是金钱，而是一个能实现个人与组织成就伟大的媒介，他们可以在此与其他人一起完成有价值且崇高的事业。成熟的生意人并不为个人的财务利益，也不为急切增加股东的股份所驱使，利润虽是商场活动不可缺少的目的，但不是目标。
洛克斐勒（John D.Rockefeller）由一个商行办事员，跃升成为世界级最有钱的人之一。他是不是一个伟大的人？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起初只是一个在匹兹堡棉花厂每周收入1.20美元的工人，后来成为美国钢铁业界的巨子，他是不是一个伟大的人？我想很少有人会说他们是伟大的。我们敬佩这些“企业界的英雄”，不是因为他们有特别的愿景，而是他们是白手起家的人。洛克菲勒与卡内基虽然有梦想，但它们不是真正领导者所拥有的那种梦想，他们没有使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能成为自己的老板。（注1）
卡内基曾这样写道：“是否每一个想要成为商业界人士的人……仅满足於可预测之未来，并想像自己为固定薪水劳碌一生？我确定没有一个是这样的，那么，你就能区别商业人士与非商业人士之间的不同；一个是主人，依赖利润，另一个是仆人，依赖薪水。”（注2）这绝不是由宽大美德所引发出的愿景，而是因炫耀自己而有的高傲。
有些人说这些商业钜子给予文化与慈善机构数百万美元，相当于一种宽大的品格。但这些比较接近於做善事的标准；做善事是一件美事，但与宽大不一样，特别当一个人给予的只是他多余的，不需要作任何个人的牺牲。宽大要比写一张慷慨的支票多一点，它是以自己作为礼物贡献出来。
达尔文·史密斯和弗朗索瓦·米其林的宽大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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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鲜明对照的，达尔文·史密斯（Darwin E.Smith）和弗朗索瓦·米其林（Francois Michelin）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却表现出宽大的风范。史密斯是使金百利·克拉克（Kimberly-Clark）公司起死回生的关键人物，当史密斯接下金百利·克拉克公司CEO职位时，这公司是一家传统纸业公司，正面临经营危机，它的股票市值比先前二十年减少百分之四十，它的主要产品是文化用纸，公司获利很低。
若说金百利·克拉克公司正面临窘迫的财务状况，史密斯的健康状况也极差，在被选为总裁之前的两个月，他被诊断出患鼻咽癌，但他每天仍然把工作排得满满的，同时每个星期从威斯康辛飞到休士敦做放射性治疗，虽然医生判定他只有几年可以活，但他后来双多活了二十年，而且大半时间都担任金百利·克拉克公司的CEO。
美国著名商界顾问詹姆·柯林斯（Jim Collins）写道：“史密斯展现了坚定的决心和毅力，重建金百利·克拉克公司，他作了公司史上最戏剧化的决定：卖掉纸厂。史密斯当上CEO不久，经营团队就发现，金百利·克拉克的传统核心事业——文化用纸的获利状况不佳，竞争又不强，注定会表现平庸；如果金百利·克拉克贸然投入消费性纸制品的战场上，则立刻面临宝洁（Procter & Gamble）等世界级大公司的激烈竞争，因此金百利·克拉克如果不能蜕变为一家卓越的企业，就只有灭亡一途。于是，史密斯就像一位破釜沉舟的将军，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宣布卖掉纸厂。他们甚至卖掉位于威斯康辛州金百利的纸厂，把卖厂收入全数下注于消费用纸产业，投资于好奇（Huggies）和可丽舒（Kleenex）等品牌。”（注3）
华尔街的分析师立即表现出不信任的态度，金百利·克拉克公司的股票也不断下跌，财经媒体反对者都预测这家公司马上将面临瓦解的命运，但史密斯并不因此而却步，他沉著地继续着手于新发展，将一个垂死的工业巨人，变成世界级领先的消费性纸制品公司，最后，这家公司的获利是市场平均的4.1倍，远超过同业竞争者都史谷脱纸业（Scott Paper）和宝洁。
史密斯退休的时候，回顾自己的辉煌战果，只说了一句：“我一直都努力不懈，希望符合这个职位的要求。”这话说得何等谦虚。史密斯具备了超乎常人的领导力，发展出一个大胆又有策略的计划，并努力完成它。要不顾公司一百年来的历史，冒险放弃一切，让公司完全突破和改变，需要有高超的愿景和真正的领导力。
米其林集团前CEO弗朗索瓦·米其林（Francois Michelin）以他的洞察力，将复杂高科技的辐射轴轮胎设计推上市场，因而改变他的公司和整个业界。他坚决相信创造力对商业的意义是多于获利的。
米其林因不满足继续使用已知的方法制造轮胎，他不采用行业专家的常规智慧，称他们是：“二十世纪中叶固步自封的人，他们情愿推算曲线，也不去相信人类所具有的想像力。”
米其林既是一位技术高超的工程师，也是一个生意人，他看好辐射轮胎的前途，知道如何生产这种新款式的轮胎，也知道如何将它引入市场，他具备领导者的特质，劝服被传统束缚裹足不前的同事和同业，接受大胆的设计。
米其林对工作的看法，受其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他认为工作就是参与上帝创造之工的过程，人们创造一个可能是最好的产品，这种努力是极其高尚的，他相信自己在从事上帝所赐予他的任务，向所有同事挑战，以达到创意的新高峰。约翰·克拉特斯（JohnCouretas）曾指出：“米其林的一生实质就是神圣生活的写照，是人与神同心协力，相互共融的过程。”他得出一个心得：米其林集团能成为世界级的领导者是靠人类的创意，而并不是技术专家的计算与设计。人类的创意是商业成功的泉源。
对弗朗索瓦·米其林而言，作生意最重要的并不是赚钱，而是服务顾客和做生意时接触的人，当然，也有只想赚钱的生意人。
注1：瑞智（R. B.Reich）：“重新思考创业精神：把团队视为英雄”（Entrepreneurship Recosiderd : The Team as Hero），第78页，《哈佛商业评论》，1987年5月1日。
注2：卡内基（A. Carnegie）：《商业帝国》（The Empire of Business），第192页，纽约Doubleday出版社，1902年。
注3：柯林斯（J. Collins）：《从A到A+》（Good to Great），（中文版由远流出版，2001年）。
作者简介：亚历山大·哈瓦特（Alexandre Havard）是欧洲领导力发展中心的创办人。他培养经理人才的旗舰课程“德行领导”，是将经典美德作为个人卓越与专业成就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