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蜷缩在蓬松的大毛衣里，前一天晚上尽管有全县令的新冠宵禁，但依旧耗到很晚。星期日清晨七点钟我还是睡眼惺忪，嗓子干涩。我按照邮件指示拨通了电话。
“希望我为你带来的是好消息。我们很激动地通知你，你被选为了罗德学者。”

过去几个月，我曾经在脑海中上百次演练过自己在接到这个通知后将如何尖叫，如何流泪。然而当这一刻真的到来，我只是平静地谢过了评委会主席，默默地拨通了在北京的父母的电话。

我开始流泪——不是欣喜，也不是如释重负。我选上了罗德学者。我要去牛津读博士了，至少三年。我不用准备GRE考试了，也不用琢磨怎么申请斯坦福、哈佛和耶鲁了。我抬起头，看到公寓客厅里精心布置的装潢—我的数十张地图，巴黎的夜景，世界博物馆的指南合集，以及斯坦福老影院的黑白复古海报—我忽然好难过，心里割裂地疼。这意味着我要离开斯坦福，离开袒护了我多年的舒适圈。在这里，我碰到了不仅仅有倾注心血帮助我的大名鼎鼎的教授们，还有认真呵护我的朋友们—是这些朋友让我在一个寒冷刺骨的星期日清晨有勇气迈下床，面对一个在他们看来可能已经决定我一生命运的通知。

然而，我的生活并不允许我给这个奖学金如此大的权力。哪怕这是我从被斯坦福录取后找到的最清晰的目标，斯坦福这些年也明确地教会了我:罗德学者与否，我会一如既往地忠诚于学术研究，保持在任何领域超出常人的刻苦;我会一如既往傻呵呵地保持对生活在欧洲的遐想;罗德学者与否，我的朋友们都会陪我一起吃香喷喷的海鲜烩饭，上好的康提奶酪，看着我用火腿和法式吐司去捅破鲜嫩煎鸡蛋流出的蛋黄，打趣我的狼狈吃相。或许，唯一一点变化是，如果选上了罗德学者，我们会喝点香槟，没选上就一定是从波尔多开始了。


能有如此最后时刻的点滴不在乎，大约是过去几个月的准备经历仿佛献血一般。向往去牛津是十多年前的梦想了，只是想藏在博德利图书馆久久不离开。在全世界陷入疫情的慌乱时选择去读博士大概是我能做的最懦弱而自私的决定。我没有勇气，更没有能力面对世界的狰狞，只能扎回象牙塔的温室多几年。我看到曾经所向披靡的挚友在LPGA赛场上新人年的挣扎，纵然我相信她会最终脱颖而出，她的磨难也让我更加敏锐于世界的残酷与狰狞。我在高尔夫的造诣不如其他才华横溢且情愿为此倾其所有的职业选手，我在国际安全的领域远不如美国有着政府工作和军队服役经历的老兵，我对于法国哲学文学的研究不过蜻蜓点水，我又脱离中国国内政经社会核心太久。我不过22岁，空握着斯坦福的文凭就自诩有能力改变世界?我还不至于狂妄至此，便意识到了继续深造的必要性。我想研究中美两国如何抓住共同挑战而合作;为此，我再次选择逃避这场博弈的风口浪尖，离开中国，离开美国。到了英国，到了牛津哥特城堡的依偎下，我或许能得到些许学术纯粹性的庇佑。


曾经以为，罗德奖学金如此声名显赫的荣誉，如果攻克了仿佛就是赢了大满贯一般荣耀。然而，经过了数月的自信满满、笃定、犹疑与惶恐，我才明白:罗德奖学金的申请命题是“你是谁?你在乎什么?”;原来这是因为，此类奖学金，尤其是当一个年轻人熬到了申请博士的心态，成功与否都无非是自身生活状态的延伸。罗德奖学金最终面试前，我尽管深知自己早已准备充足，还是不知所措地来到了球场逃避。教授丹尼斯和我一起打球，为了安慰我，在我站在果岭上木讷地发愣的时候忽然问我:你最喜欢哪种葡萄酒和奶酪?我破涕为笑，激动地与他调侃起来。

我很幸运:第二天，并非波尔多，我的朋友们带来的都是金灿灿的香槟，还有牛津地区盛产的科茨沃尔德奶酪。


文/王梓漪 业巡赛和女子中巡赛最年轻冠军纪录创造者，人大附中毕业，现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国际政策硕士研究生二年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