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后的床是叠得极其平整的，银白格子的毛毯压住了湛蓝色的被子，米白色的墙上挂着一幅19世纪的巴黎地图，上面是一排我的照片和明信片。右侧还有卢浮宫的大卫和德拉克罗瓦的作品。我坐在向后仰着的椅子上已经三个小时，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教授还在滔滔不绝地分析着国际法案例，电脑摄像头上的小小绿灯提醒着我，我的同学不仅可以看到我房间的装潢，也可以看到我的睡眼惺忪。我屁股坐麻了，所以左右腿来回交替着。

窗户尽管开到最大，但是面前的暖气还是热腾腾地熏着。我一手记着笔记，一手抓起已经凉了的杯子，仰头倒进嘴里那最后几滴早上泡的咖啡。忽然电脑“叮”地一响，是我在同一个课的同学发来的信息，打趣教授的幽默。我睁睁眼睛，浑身还是慵懒地在温暖的室温下难以挺拔，不过逼着自己支撑到了下课时对着屏幕上的教授同学微笑告别。我站起来拉伸了一下，紧接着还需要视频会面我的学术指导员。我从早上换下睡衣之后就懒散在这把椅子上，毫不动弹却腰酸背痛，大半天了，甚至不愿走到我公寓里的厨房。可是闲饥难耐，我还是去橱柜里抓了一大把麦片和开心果放到了嘴里。

我已经在斯坦福校园里隔离一个月了。过去四个星期，我在关闭了一切公共设施而空荡荡的校园里，对着电脑屏幕上课，盯着我面前的莫奈睡莲和世界地图，在球场练几个球而被警察斥责。从清晨开始，我面对的是我自己，是一个会按掉三个六点半闹钟的涣散的自己。这个失去了高尔夫赛季的自己会慢慢地坐起来，想着也没有校队健身，又缓缓地倒回了床上。
慵懒于我，便是将我的思绪推向了一场对自己彻头彻尾的剖析，终于看到了疫情之下暴露出来的我的平庸，却无法逃离。这场疫情下的我自己，可能会突然从床上坐起来，发指于表盘上的时间;抑或是下午五点钟忽然看到我的运动手环提醒我我这一天还没有运动，会浪费了充沛的休息储备。隔离中的慵懒，就像是久坐之后的四肢麻痹和酸乏，折磨着我。

但我意识到了我必须习惯长时间独处。我便开始像建立一座沙滩城堡一样，耐心地恢复着昔日的棱角。与久盯屏幕而酸胀的眼睛相比，我更能体会到髋关节带动着膝盖和大腿向前迈进着，前脚掌拍打着地面却挤压得生疼。跑过盲道，脚心又是一阵疼痛。本想减速，可是路口处一辆经过的车刹在了停车线前，冲着我摆摆手，准我加速冲刺过去。迎面走来一对遛着狗慢慢散步的情侣，无奈要时刻保持的六英尺距离，我只好跳下行人道，在机动车道上继续奔跑着。
脸颊上划过了几滴汗珠，但是四十多分钟了，我还没有怎么大喘气。于是，我关掉耳机，打开了手机的扬声器，放起了十年前唱得起劲的泰勒·斯威夫特，边跑边唱着。我张开双臂，指尖飞过身边的灌木丛，跳着也够不到头上的紫藤萝瀑布。我的左脚前脚掌又刺痛了一下，但我看着路边认真啃着松果的松鼠上蹿下跳，忽然手舞足蹈地感慨：我好快乐!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和自己踏踏实实地接触，忠诚地听从着我大脑与身体。当然，在跑了十几公里后，我笃定地认为我的身体和脚是完全独立的个体—身体可轻松地跑一场马拉松，而我的脚只想被拖回床上，哪怕是以终日穿着睡衣的慵懒为代价。
如果世界回复了正常，我还能否如此慵懒而洒脱?慵懒也罢，我正在上七门课，法语文学、三门国际政治、两门法律、一门编程。洒脱也好，不过隔日偷偷练球，隔日十几公里地跑着。
原来，当全世界都停滞时，马不停蹄的奔波是一种福气。
原来，当全世界都停滞时，我才明白，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六英尺:那就是这场疫情下，我看着喜欢的男孩骑着车陪我走路，加州政府规定我们一直保持的距离。
文/王梓漪
业巡赛和女子中巡赛最年轻冠军纪录创造者，现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四年级，已提前获得斯坦福国际政策硕士研究生资格。

本文原载《高尔夫大师》五月刊 斯坦福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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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梓漪专栏|隔离的慵懒与洒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