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9月开始，我陆续和读者分享了6支中国元素的球杆：1910年、1912年和1920年代的长铁杆、鹅颈推杆和9号铁杆，20世纪20年代卡特的2号木杆，威廉·吉布森的长铁杆，以及一支Hong kee 公司制造的女士黄铜杆头的推杆。读者不难发现，其中有3支球杆都来自苏格兰詹姆斯·科林格尔·克科拉公司为上海市场定制的球杆产品。当年上海俨然成为苏格兰球杆制造商们在远东的主要市场，那么，中国是否有本土球杆制造公司？一些国外的收藏家持否定观点，在过去的历史文献里也没有任何记录。直到天津档案馆里史料曝光，让我有了新的线索。档案提及：“高尔夫在天津是非常时尚的运动，一根国产球杆需要2～3银元，进口球杆要更贵些。 ”

提起中国高尔夫，我必须向读者介绍一位一直未能谋面的忘年好友“苏格兰上海人”约翰·里格。约翰作为最古老的球会爱丁堡荣誉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以及英国高尔夫收藏家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在1985年，苏格兰最古老的球场马瑟儿堡林克斯球场组织了欧洲一届核桃木古董杆锦标赛。至此，核桃木杆巡回赛在欧洲走上了复兴之路，每年都有上百场赛事。

约翰于1941年出生在上海法租界的华东医院，大量侨民纷纷回国，当时的船票几乎是一票难求，约翰的妈妈好不容易搞到了回国的船票，但比尔作为汇丰在上海的职员不允许擅离职守。时局变化，1943年大量在上海的西方侨民被日军关进了集中营。才两岁的约翰和家人也没能幸免，在愚园路日本战俘收容所度过了漫长艰辛的两年。1945年由于空袭，充斥着饥俄和疾病的收容所变得越发危险，杨树浦的战俘收容所成为了他们第二个栖息所。美国投下两颗原子弹，没多久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里格一家才离开了收容所，回到了苏格兰。和我聊起这段往事时，约翰的记忆已非常模糊，在收容所的两年似乎没有对他年幼的心灵造成巨大的创伤，但在苏格兰长大的约翰一直对上海这座出生地保持着特殊的情结，他的昵称之一就包括——Shanghailander（上海人）。

2013年，约翰·里格和有着集中营经历的密友拜瑞·马丁68年后回到了上海，拜瑞的曾祖父奥古斯都·怀特曾是上海高尔夫俱乐部的第一代会员。1896年，他在徐家汇衡山路上Clatterbourne私人别院内，已经有了一个9洞高尔夫球场，以及4片网球场。每当周末，他家都是歌舞升平，球场更是分外热闹。上世纪20年代，他家的别墅和球场都遭到了毁坏，原因已随着时间被后人遗忘。

约翰和拜瑞重游了上海滩，老建筑依然挺拔，汇丰银行大楼已改名为浦发银行大楼。一栋栋新高楼拔地而起，让他们为之惊叹！约翰·里格已成为当代上海苏格兰橄榄球俱乐部的名誉主席和赞助人之一，约翰的父亲比尔·里格在1930年使用过的比赛服至今仍悬挂在上海苏格兰橄榄球俱乐部的大厅里。

1939年比尔获得上海高尔夫俱乐部月赛冠军奖杯

约翰对中国高尔夫近代史有着浓厚的兴趣，于2006年发表的《Prewar golf in China（中国战前高尔夫）》一文凝聚了他对中国高尔夫近代史的研究，以及对上海的情怀。这与我的爱好不谋而合，长时间一起探讨研究，把从全球收集到的历史文献汇总在一起——很多朋友都不敢相信——1940年前，中国高尔夫球场已有将近50家！中国只有30多年高尔夫历史——这个时间节点恐怕要往前推半个世纪了。这些球场主要汇集在中国当年开放的通商口岸及相关城市。1900年后，天津有3座球场，1924年天津开办狄更森杯华北锦标赛闻名海内，天津球会也经常跟上海球会举行对抗赛；1902年后，威海卫落成4座球场；连同北京的3座球场，以及烟台、青岛、丹东、抚顺、营口等地的球场，构成了北方的主要球会。由于气候和地理位置原因，南方球场更加繁荣，香港作为最久的租界地区，有过10余座球场，上海有8座球场，福州、鼓浪屿、汕头、台湾、南宁、梧州、南京、汉口，以及1904年建成西藏球场构成了中国近代的高尔夫版图。就19世纪而言，中国已有上海跑马场，Clatterbourne私人别院，福建鼓浪屿，香港快乐谷、深水湾，武汉汉口，辽宁营口7座高尔夫球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