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春天，但感觉却像是盛夏。宵禁已经解除，但城里依然炎热。森林公园高尔夫球场不热。那是座公众球场，巴尔的摩黑人高尔夫运动的历史中心，茂密的草皮覆盖着18个洞，间或点缀着沙坑，每洞结束的标志就是果岭。这座球场，其中一部分要追溯到1934年，坐落于这座城市植被茂盛的西部边缘，离球场仅几英里就是因弗莱迪·格雷之死而发生骚乱的地方。（译注：弗莱迪·格雷：一名黑人少年，在巴尔的摩的拘留所被关押一周后，于今年4月19日在拘留所内死亡，由此引发大规模骚乱。）



       黑人高尔夫球员世代在森林公园球场打球。教学总监、专卖店经理、出发员，以及配餐员，都是黑人。那里的早餐菜单上有燕麦粥，会所里有成摞的高尔夫杂志，维修棚里还有老式的计时球车。萨登娜·帕克斯，黑人球员、LPGA新人，在森林公园球场开始了她的高球之路，而且所有你听说过的黑人球员（以及他们的兄弟）都打过这座城市球场，在这里寻求机会、学习，或是炫耀球技。



       最近，我在一个安静的工作日下午来到这里，付了自己的果岭费，然后跟一个职业球员，提姆·桑德斯聊了起来。大家叫他提姆先生。提姆先生留着花白的，像海象那样的胡子，举止平和。他穿一件翠绿色Polo衫。办公室的角落放着他的Titleist球包。美国职业高尔夫球协会有28,000名会员，但其中只有104名是黑人。今年69岁的提姆先生是一位越战老兵，他悲伤而郑重地告诉我这一数字。他每天早上5:30开始工作，而且一直如此。他问自己：“为什么没有其他人想过这种生活？”



       他带我参观了他的球场。球车缓慢经过长草区，提姆先生向我简要介绍了巴尔的摩的黑人高尔夫运动史。全盛期是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森林公园球场以好打和起到的良好作用著称。而史上最黑暗的时刻是骚乱开始的第2天。“他们强迫我们下午5点关门，”提姆先生说道，“其实也没人来打球，但因为那样的原因关门让人心碎。”



       我们在第4洞，观看了两个30来岁的黑人打球，那是个短三杆洞。第一位先生打到旗杆后一个洞的位置，而第二位则打得太大了。“跟我们去下一洞吧！”第一个人说道，他对自己很满意，并有些得意地看着自己的对手陷入困境。



       下午5点，这位上了年纪的职业球员和他的女学生们在时髦的会所旁的练习果岭上会合。大概20名女学员，她们中的大多数是黑人，并且刚刚接触高尔夫，她们聚集在这里学习。那天的教学内容是切击。



       “这里是如何区分6号铁杆和9号铁杆，”提姆先生说道。他向学生们讲解铁杆上的标记是怎样的。



       “难道6号铁杆不是更长一些吗？”一位女士问道。



       街对面，森林公园球场的一个斜坡上，一位身着卡其短裤的年轻白人，马特·巴斯勒——曾经是巴尔的摩罗耀拉学院排名第一的球手，现在正在教大约24名小朋友“第一发球台”（The First Tee）的课程。“今天我们练习把球打起来，”他说。有些孩子的挥杆很漂亮，而且每次你抬头看的时候，总有两三个球从温热而平静的空中划过。不时地，马特会带几个孩子去当地的乡村俱乐部。“高尔夫、网球，还有游泳池，都在一起，”他说，“那让他们很兴奋。”



       我开车从球场来到宾夕法尼亚大街和北大街的交叉口，就是在那里暴徒们焚毁了一家CVS便利店。有什么事发生了。大街上满是警察和巡逻车，而且马路上、人行道上，到处是观望的人群。一架直升机在头顶盘旋。你能感觉到那种热气。塑料袋在空中飞舞。从私家车里出来的男人们，叉着腰，轻轻地弹着手指。一名消瘦的中年男子向北边走去，他穿的体恤衫上喷了“浴血巴尔的摩”的字样。



       我想起了穿过森林公园球场时看到的黄昏景象。孩子们每人打5到10个球，然后，一起追那些球，用自己的体恤衫兜着捡起球，就像捡复活节彩蛋那样。肯尼迪、马凯拉、阿迪那、贾利勒，还有很多人，在比赛中获得乐趣、彼此欣赏，享受赛场上的那个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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