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蹊跷崛起的中国高尔夫--揭秘外国人眼中的中国高尔夫 ...

做人不要太聪明 · 发表于 2014-8-25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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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德米特里-塞瓦斯特普罗（ Demetri Sevastopulo）
译注：本文是来自《金融时报》的一则书评，书名为《禁忌的游戏：高尔夫和中国梦》（The Forbidden Game），书作者为丹-奥诗伯恩（Dan Washburn）

1995年，周训书从贵州省武警培训学校辍学，一路向南来到广东—中国的制造业腹地。身无分文的他，跟千千万万的年轻民工一样，揣着摆脱农村贫困的梦想来到这里。

他在一家高尔夫俱乐部找到一份保安的差事，那时中国大概只有15家球场。不过，这位活跃的年轻人并不满足。他迫切的希望进入高尔夫球场打球，但现实却很残酷：球场只允许经理人员进入球场。“就好像一片肥肉放在嘴里，你却不能去吃，”周训书如此跟丹-奥诗伯恩说道。而后者在他的作品《禁忌的游戏》里面，也讲述了这个故事。

几年之后，一位经理破例允许周在球场挥了昂贵的一杆（Calaway的一号木）。他的表现很快超过了球场里的所有人。十年之后，经过无数的试炼和苦难，周训书终于在2008年成为了一名职业高尔夫，从事着大多数中国人闻而未见的高尔夫运动。

奥诗伯恩将三个人的故事交织在一起，生动的描绘了高尔夫在中国的崛起，而周训书就是这三人之一。1949年毛泽东建国之后，高尔夫运动遭到禁止，被认为是西方布尔乔亚的消遣，有时则被称为“绿色鸦片”。邓小平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高尔夫才开始复兴。

在周训书到达广东的同一年，一位名叫马丁-摩尔（Martin Moore）的美国年轻人，因为高尔夫球场建设工作踏上了中国南方的土地。二十年之后，摩尔成为中国最多产的球场建设商之一。他建设了观澜湖俱乐部所有的球场，包括深圳市的十二座堪称完美的球场，加上一水之隔的热带岛屿海南岛上的十座球场。

令人不解的是，中国何以涌现出如此之多的球场：在2004年，中央政府就已经禁止高尔夫球场的建设。尽管如此，开发商自2004到2009又建起了400座球场，将球场数量翻了三番。

在外人看来，这种结果显得自我矛盾。而奥诗伯恩则认为，对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来说，原因再显然不过。他引用中国的谚语来进行解释，比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Where there are policies from above, there are counter-policiesfrombelow”）,以及“山高皇帝远”（Themountainis high and the emperor is far away）。他试图表达的是中央政策和地方政府的脱节。土地是地方政府的王牌，为了自身利益，地方政府不惜违背中央的政策。

第三个角色就是持有土地的农民。王立波（化名）是海南的一位荔枝果农，他坦言道，除了接受海南政府给的征地补贴之外，几乎别无他法。拒绝出让土地的农民，最终沦为这场博弈的输家，得利的是贪官。即使村民配合，他们所得到的补偿，跟政府从开发商那里得到的比起来只是九牛一毛。

如奥诗伯恩所讲的那样，这些中国的“阴暗面”，随着中国主席习近平荡平腐败的步伐，似乎引发了北京对新建高尔夫场地更加严厉的管控。

尽管2014年中国仍旧在本土举行PGA巡回赛，年轻的世界级高球明星选手涌现，让像周训书这样自学成才的高球选手黯然失色。按照摩尔的说法，高球的建设市场也“摇摇欲坠”。“跟我之前见过的比起来，这次政府的态度相当的坚决，”摩尔说道。

衡泰信编辑意见：期待涅槃后的新生

中国高尔夫发展三十年，写就了属于中国高尔夫事业的辉煌，也带来了项目无序上马、盲目建设、竞争过热的发展阵痛，更长期被笼罩于“娱乐行业”的阴影之下，处在一种畸形的舆论环境中而不能自拔。政府此次实施大规模整改，对整个行业发展来说是非常正面的，有利于对高尔夫全局进行宏观诊断和把控，对行业中存在的不正之风予以纠正，解决行业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促进高尔夫行业健康、理性、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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