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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季的一天,我在那个古老的国度一座名为普雷斯特维克·圣尼古拉斯的球场打球,球场在特伦以南的海岸边。能够闻到大海的味道。两天之后,我在凯撒利亚高尔夫俱乐部,那是在另一个古老的国家——以色列。你能闻出热浪的味道。
练习场上,在我隔壁练球的是哈达斯·利布曼,一个以色列人,今年21岁,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心理学,同时是学校女子高尔夫球队的成员。哈达斯击球力量很大,但她告诉我自己的短杆击球很可笑,不好。
秃鹰是以色列的标志之一。高尔夫不是。以色列的国土面积和新泽西州差不多,但它们最大的不同:花园州(译注:新泽西州的别称)有298座球场,而富饶之地(译注:指以色列)只有两座。
我问哈达斯为什么。毕竟,从艾森豪威尔时代开始,美国的犹太人就一直热衷于高尔夫运动。在费城,我居住的地方,仍有大约半打私人高尔夫俱乐部标明为“犹太族裔”。几十年来,这些球场的订场单应接不暇,甚至周六早上也是如此。
“高尔夫是缓慢的,打球需要时间,”哈达斯说。“以色列人是急性子。没有耐心。他们想要眼前的利益。”
当然,她是笼统地说,不过我也发现以色列司机更喜欢按喇叭,而不是踩刹车。以色列有两座布局紧凑的小型球场,一座是位于凯撒利亚的18洞球场,另一座是20英里之外的9洞球场。
凯撒利亚是一处向公众开放的度假村球场,其中还有一个私人俱乐部。(圣安德鲁斯的老球场也是相同的设置,尽管它们着重点不同。)凯撒利亚高尔夫俱乐部拥有600名会员,其中大多数是以色列犹太教徒,同时也有很小一部分阿拉伯基督徒。那里没有穆斯林,但有两名年轻的穆斯林姐妹正在上球会出发员兼教练潘妮·哈尔丰的课程。潘妮告诉我,“是她们的父亲让她们产生了兴趣。他看到了所有高尔夫可能带来的正面影响。”阿门。
潘妮的出发员小屋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在门框上挂着门柱圣卷(译注:装有犹太教经卷的盒子,挂在门框上用于祈福)这种古老的犹太门楣的地方。不过一旦你来到球场,你可以像在其他任何地方那样打球,只不过讲英语的同组球友可能会在记分卡上用希伯来文写下你的名字,通常一场球的花费是5谢克尔(译注:以色列货币),而有的账单却是用摩西(译注:圣经故事中古犹太人领袖)的语言。
“你打了几杆?”
“给我记谢什(译注:英语“6”的当地口音)。”
无处不在的6。
以色列高尔夫界的泰格·伍兹是莉蒂西亚·贝克,今年24岁,毕业于杜克大学(心理学专业),她参加LPGA比赛时会穿白色球鞋,脚尖上印有蓝色的大卫之星(译注:犹太标志性的蓝色六角星)。我在凯撒利亚看到了她。她当时正备战奥运会。我做了自我介绍之后问她是否对前往里约有什么疑虑,因为有寨卡病毒,还有安全原因。她是位身材苗条的女士,有一头乌黑的长发。“完全不介意,”她答道。以色列女性的骄傲令她们坚韧。
凯撒利亚位于特拉维夫(以色列的洛杉矶)和海法(以色列的圣迭戈)之间。那个9洞球场,加什高尔夫俱乐部也在那儿。通往俱乐部的道路破烂不堪、杂草丛生,而球场本身也很简单,并因日照而干裂。在那里打球的人都是步行,通常走在一把与球包拖车相连的大伞下。专卖店和会所不提供任何不必要的服务。
皮特·戴于2009年对建于1961年的凯撒利亚球场进行了全面改建。老苏格兰球友会对这座球场似曾相识:粗狂、到处是沙子、毫无修饰。果岭非常漂亮。它们沿陆地展开的样子让我想起牧场公园——位于洛杉矶的公众球场。
在凯撒利亚我问同组球友,为什么高尔夫在以色列没能更加流行。“它太费水了,占地太大,费用太高,没有公众练习场,阶级意识太强。”诸如此类。但在一个需要工作的周日,在我们的前面、后面都有人打球,在半场休息的会所,还有每个青翠的果岭上也都有球友。一句著名的话出现在我脑海中:只要你建了,人们就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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