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京] 今天邓丽君离世20周年，为什么国共日本批判过《何日君再来》 ...

邓丽君曾在大陆风靡一时，但也曾长期被禁。1980年，中国音协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专门展开对邓丽君歌曲的讨论与批判。正统学院派的专家认为，邓丽君的一些歌曲内容比较灰暗、颓废，属于“靡靡之音”、“黄色歌曲”。并特别对她翻唱的《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曲的主题指向，进行了猛烈批判。


其实，对于《何日君再来》这首歌的批评早在其诞生之初就出现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很快让这首歌处于严密的政治审查之下，无论是日本、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对这首歌大加挞伐。原唱周璇，翻唱者李香兰、邓丽君，都因此遭受到了不同的批判。为何一首凄婉的爱情歌曲，会遭到各种政治势力不约而同的“围追堵截”呢？

《何日君再来》歌曲的诞生

《何日君再来》是创作过无数爱国抗战歌曲的作曲家刘雪庵一时戏作的探戈舞曲，导演方沛霖很喜欢，未经刘雪庵同意，就让贝林（后经考证为编剧黄嘉谟的笔名）填写了歌词，作为新电影《三星伴月》的主题曲，由年仅17岁的主演周璇演唱。


1938年2月14日，《三星伴月》在上海新光大戏院上映。“金嗓子”周璇对《何日君再来》的精彩诠释，甫一诞生便大受欢迎，几乎没有哪家舞厅可以抗拒它的魔力。


当时几乎每一个生活在上海的中国人的情绪都被这首歌唤醒了：日本人占领了上海华界，杀害了成千上万同胞，政府撤退到重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空前低落。谁心中不是充满苦痛？谁不因离别爱人或亲友而感到孤独？谁能确定何时可以回家，与爱人共饮？


无疑，《何日君再来》迎合了战时的普遍情绪，表达出了大部分人的心声。当时在上海，所有广播听众都能收听到它，人们也能在每一个咖啡馆、百货商场和舞厅感受到它渲染的气氛。不过，这个旋律不仅在上海和南京流行，卢沟桥事变后的北平，也到处都是“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的歌声。由于这首歌的唱片是由中国最大的唱片公司上海百代所录制，所以它得以分销到全亚洲。但在此过程中，它的原意逐渐被忽略，却被附加上许多其他的意义，造成了它别样的命运。

因为一部抗战电影被染上左翼色彩

1939年9月，《何日君再来》出现在蔡楚生导演的电影《孤岛天堂》中。影片中黎莉莉饰演的爱国舞女在一群汉奸流氓的逼迫下唱了《何日君再来》，这激起了同为地下抗日组织成员的民族主义感情，于是他们把汉奸流氓抓了起来并处死。这样一个场景，改变了《何日君再来》的含义。



黎莉莉在1995年接受采访时说，电影选这首歌完全是因为它广为人知，与左翼批判思想无关。但是《何日君再来》出现在一部进步电影中，并且和《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革命歌曲同列，这使它被认为具有了不同意义——一位仅为找点娱乐的观众要求电影重放，就被认为是爱国行为了。


尽管在渡边浜子和山口淑子（李香兰）的演唱下，这首歌在日本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日本在中国的审查机构还是认为，《何日君再来》是一首明显的抗日歌曲，歌词暗指“何日国军再回来”、“何日中国恢复统治”。


国民党也从“君”字出发，认定这是召唤共产党返回上海的暗号。而在共产党方面则把这首歌看成是上海堕落生活方式的写照——歌曲中的舞女劝她的情人多饮酒，以此来阻止他投身于与日本人和国民党的战争。


所以，当时社会上的各种势力，不顾这首歌的受欢迎程度和它爱情歌曲的本质，不约而同阻止它的公开演唱。1940年，李香兰在上海举办的一场音乐会上唱了这首歌，中途就被冲进来的警察以煽动抗日为名打断，李香兰更被指控为国民党或共产党的间谍。

在改革开放之初，被重点批判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但对《何日君再来》的批判并没有结束，并扩大到了人身上。歌曲中涉及的借酒浇愁的内容，被当作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腐朽产物而受到轮番攻击，作曲家刘雪庵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和“文革”中都遭到批判。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港台和欧美的流行音乐一下子涌入了中国大陆。由邓丽君演唱的全新现代版本的《何日君再来》，再一次引起了公众的注意。邓丽君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翻唱了一大批在台湾和香港等地传唱了30多年的老流行歌曲，给它们注入了新的活力，很快替代了此前占据大陆的革命歌曲和戏剧。


这一次，邓丽君这个“君”，再次让大陆的文化部门感到为难。仅在1980年，《北京晚报》就发表了9篇关于《何日君再来》的批判文章。文中说，这首歌在以前“腐蚀了人们反抗国民党和日本人的战斗力”，如今，它又很有针对性地直接指向中国大陆：它是以破坏社会主义的精神基础和“四个现代化”建设路线为目标的。


1982年到1984年，中国大陆发起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何日君再来》首当其冲，受到猛烈攻击。在这场运动的最初阶段，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60页小册子，10篇文章中就有不同作者的2篇文章明确针对《何日君再来》而写。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怎样鉴别黄色歌曲》

民国78转百代老唱片 周璇《何日君再来》

周璇和邓丽君的归来

正当公众和官方围绕如何界定《何日君再来》的政治解释而争论不休时，周璇这个名字再次进入到了公众的视野中，她的歌曲又一次流行起来。人们经常谈起周璇，并非因为《何日君再来》，而是她的个人经历和遭遇：抗日运动中很活跃，又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回到解放后的上海，更为重要的是，她去世前几个月，表达出想见毛泽东主席的强烈愿望。


从1983年到1987年这5年间，对于周璇和她歌曲的官方批评，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从一场官方批判开始，紧接着是歌曲磁带的发行，之后又是个人传记的出版。究其原因，是文化部门在批评欧美和港台音乐的同时，提倡更为“健康”的通俗风格音乐。加上流行乐恰好是国营唱片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周璇被作为平衡点被积极推介。随着周璇政治上的平反，1987年一下子成了全亚洲的“周璇年”。


随后，邓丽君也被解禁。在其1995年突然辞世之后，人们以和她联系最紧密的歌曲来表达深切怀念，台湾著名双语杂志《光华》就以《何日君再来——永远的邓丽君》为题发表纪念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字里行间暗示《何日君再来》是邓丽君最成功的歌曲之一，却不曾提到周璇的名字。显然，邓丽君已经取代了周璇，成为《何日君再来》的主体，是人们期盼归来的“君”。


（本文根据丹麦学者史通文《周璇：“何日君再来？”——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里的传统、政治和意义》整理，收录于《上海学》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