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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身处曾被称为“谋杀之都”的墨西哥华雷斯市,有一个孤独的高尔夫俱乐部仍拒绝示弱。下面就是关于这个俱乐部如何挺过罪恶之城最黑暗的日子,以及它将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的故事
在一个烈日当头的下午,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的南部,坎佩斯特雷俱乐部一团糟乱。在上班的路上,总经理迪恩·琼斯通过了海关以及两个检查站的安全检查,终于安全地坐在了自己球会专卖店旁的办公室里,正在为即将进行的出行清减开支。球童费尔南多·洛佩斯·塞尔达则需要肩跨一个笨重的袋子、搭乘一辆脏兮兮的巴士、花一个小时穿过这座城市,到达俱乐部。此时,草坪维护工阿曼多·罗森多正在给1号洞果岭后的树木浇水。他弯下身子,解开那褪色的花园水管,迫不及待要前往快被烤焦的生活中唯一一片青翠嫩绿之处。
“和这些年这里的人们所经历的一切相比,我手上的沉甸甸的水管可算不了什么,”罗森多满脸汗珠滚落,“这里的任务就是让一切都活着。”
罗森多指的是他脚下的草皮,但他所说的远远超出了华雷斯市这片被圈出来的绿意充沛之地的意义。你也许听说过华雷斯——不是因为它的高尔夫球场,而是它强大的毒枭群以及血腥的过去。从2008年到2011年,超过7500件谋杀案在距离美国得克萨斯州厄尔帕索市三公里左右的此地发生。2010年的数据最令人震惊,据官方统计,当年有3075件谋杀案,相当于平均每天有8个人被杀害。这也是华雷斯“谋杀之都”臭名远扬的由来。在这座城市,旅游业一蹶不振;商业萧条。天黑之后,居民都待在家里,害怕被绑架或者是被随意的暴力误伤。
尽管如此,这座城市唯一的高尔夫球场仍然开着。
坎佩斯特雷俱乐部拒绝死亡。
华雷斯并不是一直如此糟糕的。就在10年前,这座城市里还到处可见寻求便宜商品和烈性龙舌兰酒的老外;各种户外节日活动层出不穷;夜生活绚烂多姿。玛格丽塔酒多种多样——甚至有人说华雷斯就是玛格丽塔的发源地。得益于边境加工厂贸易以及从安全带到高清电视产品生产带来的就业机会,这座城市的人口一度暴增到150万。
然而,这一切都无法解释华雷斯是如何演变成“死亡之城”的。毒品走私与暴力犯罪在2000年上半年开始变多。2006年末,当时的墨西哥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宣布对毒枭开战,紧接着在全国部署了45000人的军队,想要彻底消灭毒枭。成千上万的士兵被派往华雷斯,那阵势就像是往蜂窝里扔了根五号铁。这座城市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战区。2008年,形势愈发严峻,美国地下资金被抽走,数以千计的工厂破产,只剩下一个面貌全新但穷困潦倒的华雷斯派。“在墨西哥我们有5千万人,但其中3千万人都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去年10月卸任的前华雷斯市长穆尔吉亚·拉迪萨瓦尔说道,“于是便滋生了极端的犯罪文化。”
当本市警察与强势毒贩相互勾结后,这个地区的暴力局面就愈演愈烈。如果某些警察、士兵还有法官不参与合谋,就会被毒贩势力公开残忍地杀害。还有许多无辜旁观者在火并中丧失性命。每到黄昏之前,街上就已空无一人。来自休斯顿莱斯大学墨西哥中心的主任以及华雷斯毒战专家托尼·帕扬指出,“政府不知所措,也无法应对那种局面。他们只会伸出手,清理尸体,把那些死去的人们安置在停尸房,再等待下一步的处理。”
忽然之间,事态有所好转。2012年,华雷斯的谋杀案数量下降到749例——与两年前相比减少了76%。2013年到7月为止,只有256例谋杀案在报道中出现。为了惩治腐败,穆尔吉亚换掉了2600名警力中的一多半人。帕扬认为只有战争势力、锡那罗亚贩毒集团与华雷斯卡特尔之间停止争斗并且由锡那罗亚集团重建威信,杀戮才会减少。
“如今,锡那罗亚贩毒集团控制着流通,大多数妨碍它的竞争对手已经消失了,”帕扬说,“随着华雷斯毒贩集团的消失,这个城市开始显露出了平和。”
坎佩斯特雷俱乐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当时,本地富商托马斯·费尔南德斯捐出了这块昂贵的地皮,俱乐部的名字“坎佩斯特雷”就有“关于这片土地”的意思。“这个球场当时呼声很高,”70岁的亚利山卓·冈萨雷斯说(他的父亲是当时这片公共设施的创建者之一),“我亲眼见证了一片棉花地变成了现在的乡村俱乐部。”
为了打造一个好球场,费尔南德斯专门请来了英国设计师珀西·克利福德。后者在墨西哥设计了40多家球场。当地人对建球场一事都表示欢迎——至少这样一个俱乐部会迅速地为这块边境带来很多现金流。李·特里维诺就说过,“在那儿,我们有更大的金钱游戏。”他曾于1966年至1977年在厄尔巴索的一家俱乐部工作过,每周都去坎佩斯特雷打配对赛,“而我们总是在厄尔巴索,大家都很喜欢。”
坎佩斯特雷俱乐部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私有化。与此同时,俱乐部会员率也随之波动。在80年代,入会费超过1万美元;而几年前,却降到了最低点:700美元。现在,俱乐部拥有超过600名会员,包括了医生、律师、会计师以及华雷斯的有钱阶层的其他成员。据球场周边的邻居、俱乐部会员和当地警察反映,在坎佩斯特雷大门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一起暴力事件。去年夏天我拜访了这家俱乐部,那时候客人们还需要先在入口处通过检查,接着去往专卖店之前在大堂接受安检,不过在球场附近确实没有武装守卫。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华雷斯的安全问题对俱乐部毫无影响。“我们都是专业人员,我们必须要掩饰身份——搭的士去工作之类的,”当地牙医及坎佩斯特雷高尔夫委员会主席恩里克·特里维诺(他与李·特里维诺并无关系)说,“当我快到球会时,我会提前下车,以便万一需要就逃跑。”
精力充沛的俱乐部总经理琼斯也同样经历过在华雷斯工作的焦虑感。他与妻子和两个女儿居住在厄尔巴索,每个星期工作6天。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在这个俱乐部工作,1992年到2008年,他也在这儿工作过,当时他因为快要崩溃而辞职。他说:“在毒品战争中,我失去了四五个伙伴,他们并不是那场战争的参与者,却是无辜的牺牲者。那让我绝望。”
有一件事让他彻底下定决心离开俱乐部而去厄尔巴索找事儿干。那一天晚上,他正和俱乐部的团队走在18洞球道上。琼斯回忆,“我们听到了头顶的几声枪响,虽然子弹不是正好在我们头顶飞过,但是我们能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来自哪里。”
米格尔·比韦罗斯,在坎佩斯特雷工作了16年,担任主管,有过一次跟死亡更接近的经历。2010年,有一天他下班回家,正好看见一个年轻男人躺在一辆车的车轮底下,头部被打中两枪。最后比韦罗斯安全回到了家,但亲眼目睹的这一件谋杀案给他带来了抹不去的心理创伤。“那天晚上,我一直待在家里。第二天,我甚至不想读报纸,我感觉到无力和绝望。我很紧张,想要逃避。后来的整个月我都是走另一条街,不敢从那个地方经过。”
52岁的比韦罗斯最终走出了那段阴影。他借助坎佩斯特雷度过了那个难关。“我就待在华雷斯,集中精力于工作,努力让自己专注于积极的事务。”他坦言,“多亏了我的工作和我身边年轻的伙伴们,我们一起克服障碍,我再也不去回忆那一天的情景。现在我只是对你讲了发生在我生活中的一个故事、一段经历而已。”
为了防止歹徒侵害,坎佩斯特雷附近的居民向政府申请将整个社区用铁栏杆围起来。政府拒绝了——太多社区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因此居民们只好靠自己了。他们搬来巨大的岩石挡住了主路的入口。79岁的杰米·卡纳莱斯已经在本地生活了49年,他声称:“我们确实很害怕,但大多数人都坚守着。我的房子四周都有很高的围墙,所以没问题。最大的危险是夜间外出。”2010年末,社区增加了防范措施:在主要街道设立安全关卡。
从很多方面来看,坎佩斯特雷俱乐部都像是华雷斯政局变化的晴雨表。每当枪声渐弱,俱乐部的发球台和餐厅就开始人员济济。在我拜访期间,球会就很热闹。一星期后,它就举办了一场墨西哥业余锦标赛,全国各地的竞争者飞过来参加。去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墨西哥电视台网络的一些名人也来到俱乐部。球场还举办过午夜户外活动,会员们打着夜光球玩儿。坎佩斯特雷与华雷斯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你肯定不会把坎佩斯特雷的草和奥古斯塔的搞混。但不得不说,坎佩斯特雷的草青翠又充沛,球场里树林茂盛,有超过1万株榆树、松树以及山核桃树。它是这座城市里最大的两块绿地之一,另一块是个公园。“坎佩斯特雷就是这座城市的第二块肺。”主管比韦罗斯强调,“这座球场意义非凡,不仅仅是对打球的人,还包括这座城市。因为它所带来的氧气含量与好处。有时候我们会忽视这一点。”
这座俱乐部还有一个特点会让你大吃一惊:它没有洒水系统。45人的草坪团队仍然使用20世纪50年代安装的耦合器来浇水。俱乐部从城里取水,通过球场上的一个处理设备,再用泵抽到球场周边的池塘里。为了获取水源,工作人员常常要将一个软管与地面上几百个阀门中的一个相接。
在球场员工心中,这片土地象征着他们的骄傲。他们从未让草变黄,即使是在几年前根本没人打球的时候。“果岭死了,我们的信仰就没了。这样看起来像是毒枭们赢了。”比韦罗斯对我讲述,“工人们几经危险才能拿到他们的薪水,他们可以选择离开或是留下,最后他们都选择与果岭和球场共存亡。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在这里。”
于是,在一种异于环境的欢乐与击球体验中,坎佩斯特雷继续前行。拿3号洞来说吧,这个右狗腿洞看起来很温柔,引诱球手从发球台直接开上果岭(这个洞让人想起圣安德鲁斯令人闻风丧胆的“路洞”17号洞)。9号洞和18号洞是双果岭,推杆的时候可要看清楚。
抛开风格不说,坎佩斯特雷本身是一个风景优美、挑战严峻、长达6900码的球场。如果你的击球方向感不好,下一杆的角度或者长切会让你很头疼。果岭的速度很快,梯台都是紧促的剪草。池塘里有许多鱼和乌龟在欢游。俱乐部配备了一个练习场、一个推杆果岭以及两个切杆练习区,还有室内与室外的泳池、运动场、网球场等。温暖的19洞休息区不得不提,会员们都聚集在那儿吹牛、碰杯、玩多米诺骨牌。
在这座球场只能走路打球,每个球手会配一名球童。(口渴了?会有一名额外的“啤酒球童”拖着啤酒瓶加入你们四人组。)李·特里维诺曾说过:“如果你在那儿打球,可能会碰到一个很好的球童,他们真的非常棒。”确实如此。前文提到的费尔南多·塞尔达是现年38岁的经验丰富的球童。他说会员间的高赌注比赛已经越来越少了,“现在他们只赌个五美元的,但如果输了还是会抓狂。”他说完就笑了。
我充满愉悦的一轮球在继续。当我的搭档肖恩开球时打滑,我们组里的当地人立即大喊:“Pinky!(淡粉色)”(这是对没打着女士Tee的戏称)按照传统,这场球的啤酒由他请。在15号洞果岭边的小酒吧里,我第一次尝到了墨西哥煎玉米卷里的Buche(猪食管)。整个打球过程中,我没有感觉到任何不安全。
几个月后,我又回到坎佩斯特雷打了一场。这一次是和我的岳父费尔南多,他是华雷斯的老居民了。他不是一个高尔夫球手——这是他40年来的第一场球——但他对球场很好奇,我也很想知道他的印象会是什么。打到一半,我们在卖玉米卷的地方休息,我小心翼翼吃着另一个Buche。
“你觉得怎么样?”我问他。
费尔南多是一名退休的医生,很少不假思索地回答这类开放性问题。他停顿了一会,笑着摇摇脑袋。
“这里不是华雷斯。”他说。
他指的是那片绿意、那些球童、所有的设施、前所未有的宁静。他是对的。对大多数华雷斯人来说,坎佩斯特雷并不像他们所熟知的华雷斯。然而,在城市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俱乐部的工作人员仍不屈不挠地保持球场的生机,这本身就是华雷斯寻求解决之道最有力的象征。在我们离开球场的路上,我碰到了我的朋友——软管维修工阿曼多·罗森多,正在烈日之下换班准备开始8小时的工作。在这片土地上工作会让一个人有时间思考。当阿曼多描述工作中一天闪过脑海的片段时,他的眼神变得很柔和。
“我总往积极的方面想,那有助于我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说,“在这儿,我找到了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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