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春博，一路走好

逝去影子0

2016年9月2日，北京乡村高尔夫俱乐部那个“建球场的农民”程春博，因病离开了人世。


不敢说程春博是中国高尔夫里程碑式的人物，但他对于中国高尔夫运动的贡献却是有目共睹，绝对是一位先驱。


上世纪80年代，北京农民程春博作为中日合资球具厂的中方领导，想去一河之隔的北高测试球杆，居然被日方经理拦在门外，理由是北高只收外汇券。程春博受不了这个奇耻大辱，决定修建中国农民自己的球场。他把后半辈子都搭进去了，差点连命也搭上，终于换来两座中国一流的好球场。

农村穷小子
程春博是地道的农民，还是穷得叮当响的那种。他初中没毕业就赶上文化大革命，只能回家务农，平日经常连饭都吃不饱，偶尔改善一下生活，一口气能吃10碗面，加在一起足有4斤之多！到了20岁，程春博都不知道钱是什么样子。


不仅程春博穷，他所在的北京顺义县马坡镇也特别穷。穷到什么地步？程春博举了个例子：他骑着自行车从家去村委会开会，后架上夹着铺盖卷儿，短短20分钟的路程，铺盖卷能掉下来两三回。因为一路颠簸，整个村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


程春博人聪明，干活也不惜力气，21岁那年就成了村里的生产队长。全村一千多亩地，三百多户，政策不允许搞副业，程春博带领大家种粮食卖给国家换钱，然后再除以工分，大家分钱。程春博做事有条不紊，把全村的农业生产管理得井井有条。


正因为生产队长干得好，程春博破格提拔为马坡镇拖拉机站站长，管理全镇二十几个村的拖拉机和五十多名司机。那时候，拖拉机是紧俏货，司机也就成了土皇帝，到了各个村里没有烟酒伺候着，根本懒得干活，被惯得不像话。领导找程春博谈话，他心里也直犯嘀咕，知道烂摊子不好收拾，但是不管怎么样，先从种地的泥窝里爬出来吧。


上任后，程春博先把司机中的小团伙各个击破，表现最差的两个司机直接开除，这下大家都老实多了。程春博还采取了绩效考核的现代管理方式，即农忙的时候每个司机每天干的活都有数额标准，跟工资挂钩。在这个岗位上，程春博干了整5年，他的团队被评为顺义县优秀拖拉机站。他没法不努力，知道干不好就又要回到村里种地去了。


1982年，程春博32岁了，再次被委以重任，成为马坡镇木材厂的厂长。这是顺义地区最大的木材厂，在全北京也排得上号，有五、六百名职工。但当厂长绝不是什么美差，当时木材厂欠外债高达60多万元，濒临倒闭。底下的工人也对程春博的上任表示不服，认为他没技术又没关系。


马坡镇木材厂当时的业务是生产机器包装箱。为了搞活企业，程春博决定走多样化经营的道路，除了原有业务之外，还生产家具、门窗、活动板房和纤维板。另外，为了鼓舞员工的士气，他带领大家一起唱《国际歌》，说：“过去唱《国际歌》是为了打倒反动派，现在是对付贫穷。”


马坡镇木材厂没用几年的时间就走出了困境，不但把60多万元的外债还清了，年产值达到400万元，工人的待遇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荣誉纷至沓来，程春博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88年到1993年），被评为全国优秀企业家、北京市劳动模范，他所在的党支部被评为全国先进党支部。

为争一口气
上个世纪80年代，木杆的杆头还是柿子木做的。日本制杆工艺举世闻名，但国内没有那么多柿子树，有一家球杆制造厂便想到中国来寻找合适的企业合资建厂。彼时，程春博也正在为马坡镇木材厂的多样化经营四处探路，于是在北京市外经委的牵头下，1986年马坡镇木材厂和日方合资成立了球具制造厂。


第一批球杆做好了，程春博也不知道中国柿子木制造出来的球杆到底行不行，就带着朋友去北京高尔夫球会试打，这是家由日本人建造、管理的球场。程春博上午去被赶出来了，理由是中国人打球要经过经理批准。程春博再三解释不是来打球的，只是想在练习场测试一下球杆，日本人根本不理会。中方经理正在开会，程春博也找不到可以沟通的人。下午程春博再去，刚在练习场打了一个球，日本人又来了，态度强硬地让他先交钱再打球，而且只收外汇券，不收人民币。一个农民能去哪里搞到外汇券？程春博跟中方经理联系也没有用，只能很尴尬地回去了。


家门口居然有不让中国人进去的地方？程春博气坏了，一下子想到了解放前“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当时去北高打球必须经过马坡镇的石子路和一座连接潮白河两岸的小桥。一怒之下，程春博让人用推土机把路断了。没过两天，北高就去市政府告状，市里派人来找程春博谈话，说：“人家是外资企业，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快把路恢复！”


路是复原了，可程春博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心想既然你北高在潮白河东岸，那我就在西岸修建中国人自己的球场。当时，全中国一共六家球场，五家是日本人建的，一家是香港人建的，他要做中国内地的No.1。


潮白河的河套上有大片空地荒滩，每年都会被雨水淹没，不适宜种庄稼，正好可以用来修建球场，还能美化环境。程春博将自己的想法向顺义县委书记汇报了，然后再一级级上报，最后报到北京市市长那里，终于得到了批准。


程春博自己没有钱建球场，但他最初也没把钱当多大的事儿。程春博找到顺义县县长和县委书记，让他们批条子，他自己拿着条子去顺义县某银行找行长借钱。行长不相信他能建成球场，这在全中国都没有先例，但是程春博有县领导的批条，行长又不敢拒绝。程春博好说歹说，银行同意给他放贷50万元。但银行又怕程春博贷款到期后还不了钱，就预先扣除了7万多元的利息，实际只给了他42万多元。程春博觉得木材厂的利润也可以用来贴补建球场，够用了。


程春博请不起也不认识专业的国外球场设计师，唯一认识的一个从事高尔夫行业的中国人就是北高的中方第一副总经理牛忠贤。1987年底，趁着乡政府组织的一次企业领导聚餐，程春博把牛忠贤拉到一边，悄悄说：“你是球场经理，我也想搞个球场，你能帮我吗？”


其实，牛忠贤也早就在琢磨建球场的事情，只是中高协不给他下批文，他无法去筹措资金。程春博的邀约，正中他的下怀，只是，牛忠贤的编制在国家体委。程春博通过市政府的关系，把牛忠贤从北高借调到马坡镇，并每年付给国家体委下属的中国体育服务公司1万元“租金”。


鉴于牛忠贤设计球场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有人质疑他的能力。他自信满满地说：“我没有金刚钻，就不揽瓷器活。虽然不是科班出生，但球场就是活生生的教科书啊，我是无师自通加刻苦钻研。”


启动资金有了，设计师到位了，球场开始了热火朝天地建设。但程春博对建设球场所需要的资金远远估计不足，才做完一个练习场和三个球道的粗造型，贷款就全部花光了。为了挣钱，程春博组织人去大庆拉油、去山西拉煤，运到北京来卖。但这点儿收入对建设球场来说无异于是杯水车薪。


有一天，程春博正在工地上忙乎，区领导带着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王宪来了。王宪是听说顺义有个农民在建高尔夫球场，特意来考察的。他说：“对，就得弄个中国人自己的球场出来！”同时，他还嘱咐程春博，潮白河河套上的这块地属于水利部门，以往每年下大雨都会被淹，让程春博给市水利局写个承诺书，如果将来洪水把球场冲垮，不会向国家索赔。


第二天，王宪又来了，还带来了北京市农业口七个局的局长，说：“程春博这个农民要修球场挺不容易的，你们一家出50万支持他。”虽然领导下了指示，但要拿到钱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那段日子，程春博白天在工地上干活，晚上就跑到市区去找农业口的局长。有的领导说：“春博啊，我们都50多岁的人了，拿出这些钱来很不容易，你可别拿我们的钱开玩笑，球场一定要建成。”程春博拍着胸脯表决心：“如果弄不成，我不活着见你们。”


这些钱最终都拿到了，但还是不够建球场。程春博特别感谢当时中国科技财务公司信贷部经理王晓岩，是他拨了2000万元的贷款，总算筹够了修建一个18洞球场的费用。


至于球场修建本身，程春博和牛忠贤一起摸着石头过河。遇到了难题，国内无人可以请教，程春博就带着摄像机去日本，把那里的球场状况详细地拍下来，回来再照猫画虎。他很喜欢日本球场的“三园”式设计理念，即把球场建成公园、植物园、动物园。直到现在，日本球场都是程春博的“老师”，他前后去过30多次日本。


从1988年到1990年，历经两年的时间，程春博的北京乡村高尔夫俱乐部第一个18洞在磕磕绊绊中建成了。1990年9月16日，在北京亚运会开幕前一个星期，尽管会所都没来得及装修，北京乡村高尔夫俱乐部还是举行了隆重的开业典礼。这是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亲自选定的日子。


程春博至今对开业的盛大场面记忆犹新。“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来了，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来了，北京市的领导全来了。日本来了一百多人的参观团，台湾也来了两个团。停车场停了一千多辆车，那时全顺义县都没几辆车啊。田纪云为球场剪彩，中高协第一任主席荣高棠致开幕词，主持人是当时最火的体育解说员宋世雄。国家把北京乡村当成了中国农民的名片。”


开业后，程春博立即开始建下一个9洞。还是那句话，“为争一口气”，程春博要把北京乡村建成全北京最大的球场。


牛忠贤帮北京乡村建成27个洞后就回到了国家体委。程春博没有再请设计师，而是亲自上阵，他怎么说，工人就怎么施工。就这样，北京乡村扩大到54洞球场，真的成了全北京最大的球场，从球洞上把北高远远甩在身后。


2010年，程春博请来格翰•马殊（Graham Marsh）对北京乡村的A、C、E球场进行改造，这位澳洲著名的高尔夫设计大师感慨：“真没想到，你没学过设计，北京乡村以会所为中心，54个洞的布局如此合理，而且球场并不是一下子布局54个洞，是分批次建成的，不可思议啊！”

管理是个大难题
球场建好了，可还不到一年，程春博就遭受了第一次重大的打击。1991年8月5日，北京下了一整天的雨。第二天，又是大晴天。也就一个中午的时间，有9个洞的球道草全死光了，一颗都没剩。虽然程春博和他的草坪团队都是庄稼汉出身，但他们种地都是拔草，对种草并没有经验，都不知道早熟禾这种草是怎么死的。


当初之所以选择早熟禾，是因为这种草在寒冬不需要覆盖就能存活，也能耐夏季的干燥炎热。在中国北方，早熟禾每年的绿期差不多能达到9个月，12月枯黄，等到来年3月就又返青了。不过，早熟禾绝不是好伺候的草，尤其怕夏天雨后的暴晒。之后的七、八年，每到夏天北京乡村都会出现大面积草死亡。


那时程春博还请不起草坪专家，就拿出当生产队长的那股劲儿，和农民一起琢磨，一点点地做实验，重新种草。慢慢地，死的草越来越少。如今的夏天，北京乡村的果岭草和开球台的草都没问题，虽然球道还会出现死草，但已完全在可控之中了。


在研究早熟禾生长习性的同时，程春博发现中国结缕草其实更适合北方的球场。结缕草就是中国本土草，生命力顽强，长得坚硬又细密。球友都反映，站在结缕草上打球就好像踩在地毯上一样。唯一的问题是，结缕草每到10月就黄了，要到来年5月份才会变绿。也就是说，结缕草每年有一半的时间是黄的，球场看上去不漂亮。程春博也是渐渐才想明白，草绿不绿有什么关系，只要打起来舒服就行，他把北京乡村的其中27个洞改为结缕草。“将来我要把球道草都改成结缕草。”


员工的素质也让程春博头疼。“我请美国、澳洲的草坪专家来给员工上培训课。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就算自己花钱去国外留学都不一定能遇到这么好的老师，我现在请到家门口了。专家讲的草坪知识要跟本地实际情况相结合，因为北京跟国外的气候、土壤不一样，就球场这几千亩地，土壤成分还不一样呢。但是吧，干活这些人的素质跟专家差得太远了，他们不会举一反三，消化不了专家讲的知识。”


程春博面对的另一个大难题，就是河套挖得深一点就是水，过去连树都长不起来，球场被潮白河淹过。程春博把潮白河6米深处的淤泥挖上来垫高球道、果岭。还是不够高，他又把马坡镇的土坡用了几十辆工程车拉过来，整个球场有的地方垫高五、六十厘米，有的地方垫高两、三米，彻底摆脱了水淹的危险。而且，北京乡村的地下原本都是沙子，跟黄土掺和后，等于施了肥，草长得更好了。这个治理过程，程春博用了十多年。


和赵紫阳的一段缘
时隔久远，程春博已经记不清楚是93年还是94年的某一天，前国家领导人赵紫阳的女儿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我父亲很想来你们北京乡村打球，可以吗？”程春博说“好”。


于是，赵紫阳将想去北京乡村打球的需求报批中央，中央派相关部门对程春博进行审查。这一审就是18天，无论政治还是经济，程春博被调查了个底儿掉，得出的结论是他政治清白，经济清廉，是个根正苗红的农民。


赵紫阳平均每周来北京乡村打球一两次，程春博工作不忙的时候，会陪着赵紫阳一起打球。“老爷子动作很标准，原来请过一个香港教练。老爷子刚到乡村的时候能打80多杆，后来年纪慢慢大了，成绩下降到90多杆，不过他一点儿都不计较杆数。他总说，通过打高尔夫，肚子打小了，饭量打大了，精神打好了。”
有时候，赵紫阳打完球会留在会所吃饭，高兴起来还会喝点小酒。程春博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打高尔夫啊？”赵紫阳回答：“我打高尔夫不是为了我个人，我想提高中国人的文明。”程春博听后颇为动容。


程春博也曾给赵紫阳惹过一次“麻烦”。北京乡村有位客人是香港国际高尔夫游艇会的老总，他给程春博看了一张他和赵紫阳以前一起在深圳打球的照片，提出想再拜访一下老人家。程春博觉得这事挺正常的，就给赵紫阳打了电话。香港客人如愿再次和赵紫阳一起打球，然后回到会所聊聊天，香港客人授予他香港国际高尔夫游艇会名誉主席。


没想到的是，香港客人偷偷把聊天过程全程录像了。他回到香港后大肆宣传，说赵紫阳要来香港国际高尔夫游艇会工作了，短短一个星期，会员证就卖了一个亿，香港媒体也做了报道。结果，中央相关部门对赵紫阳和程春博审查了一个多月。由于俩人在这件事情中是完全清白的，也就不了了之了。


2005年的1月，程春博还在念叨赵紫阳怎么都半年没来北京乡村打球了，没过几天他就在新闻上看到了赵紫阳去世的消息。又过了几天，他接到赵紫阳女儿的电话：“我父亲去世前有句话，想把一部分骨灰撒在北京乡村球场。可以吗？”程春博一口答应。


北京乡村高尔夫俱乐部给赵紫阳人生中的最后十多年留下了无尽的欢乐，去世后他彻底和球场融为了一体。


再战海南
北京乡村第一个18洞建好后没多久，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程春博突然感到天旋地转，一下子晕倒了。等他再次醒来，已经是三天之后了。医生说他过度劳累，肝不好。他确实不知道爱惜身体，仗着自己身强力壮连感冒都不得，常常连饭都顾不上吃。


出院后，程春博一直吃中药调理，却也不见好。1991年，王晓岩带着程春博去海南度假，吃了眼镜蛇，蛇胆、蛇血都吃了。也不知道是什么起作用了，嘿，一个星期后程春博的病好了！从那之后，他就特别喜欢海南。


十年后程春博再下海南，住在海口文华大酒店。当时的美兰区区长听说了程春博自己建球场的事情后，主动到文化大酒店去找他，邀请他来美兰投资建球场。第二天，区长就带着他去演丰镇查看场地。这里原本是个废弃的水库，以一年七千多元的价格租给了个人。区长说，我给你最优惠的条件，免400万办公经费。程春博心动了。


2006年，美兰这块地批下来了。程春博先找了国内的几家设计公司竞标，都不尽如人意。王晓岩建议找国外的设计师，他推荐了格翰•马殊，他在北京也有办事处，联系起来方便。格翰•马殊生于1944年，在他那个年代是澳洲最优秀的球手之一，职业生涯中获得过70次冠军，包括1个美巡赛冠军、10个欧巡赛冠军和20个日巡赛冠军。程春博相信王晓岩的眼光。


格翰•马殊第一次来到美兰，在工地上走了整整两天，一丝不苟地做记录，非常认真。那块地的自然环境很漂亮，废弃的水库位于中心，细细一看，水库就像一条蜿蜒的龙。格翰•马殊建议，就利用这块地的自然优势，打造湖景球场，27个洞沿着湖畔依次铺陈。他拿出的球场设计方案很漂亮，而且把球场未来的发展趋势也考虑在内，美兰球场比普通球场长400多米，每个洞有5个发球台，这样职业球员和业余爱好者都能自得其乐。


格翰•马殊的监工费用不菲，每个月高达5、6万元，但是他极其负责，底下的工人完全按图纸施工，程春博不用自己总上工地去看了。


但是，程春博一点儿都没有省心。当地的百姓和政府有矛盾，就以美兰球场来作要挟，施工现场被砸过17次，把两个经理都打得住院了，最长的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程春博就像一个救火队员一样，处理各种十万火急的事情。“说来也怪，只要我人在美兰，就一点事儿都没有，但只要离开，各种幺蛾子就出来了。”

2009年，海口美兰高尔夫俱乐部开业了。俱乐部的官网上写道：球道设计典雅别致，造型细腻流畅，独具匠心，看似平坦却极具挑战性，具有浓郁的湖景球场风格，能满足不同水平球手的需要。球场视野开阔，阳光明媚，鸟语花香，景色怡人，与自然天成湖波荡漾的龙窝湖交相辉印，是一座兼具休闲及挑战的国际级高尔夫球场。


这段文字，并没有夸张。程春博心里充满了成就感。但之后在球场管理的问题上，他依然是各种不省心。


他雇了一个新加坡职业经理人管理球场。2010年程春博重病期间，新加坡人不知从哪里听说程春博快不行了，就开始找球会副总经理们的岔，三天两头以各种理由扣钱。新加坡人的目的就是把副总经理都挤兑走，这样球场就是他的天下了。他的如意算盘拨错了，程春博做完手术一个月后回到美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总经理开除了。


2012年，程春博把球场交给了某管理公司，托管费一年200万元。总经理上任之前，程春博特意给他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共产党员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结果。意思是，做管理工作也要因地适宜。结果却不遂如人意。程春博带着怒气说：“他把我的话当成了耳边风，对来打球的客人态度强硬，弄得客流明显减少。而且，草坪受损后他也不舍得花钱去修复，草坪全毁了。让他管理八个月后我就把球场收回了，又搭进去一千多万整修球场。”


程春博想寻觅一个不拿死工资、愿把球场经营搞上去后分成的职业经理人，始终没有找到。“现在美兰球场是我大女婿当副总经理，但他文化水平不高，只能起到一个‘看着’的作用，还是我北京、海口两边跑。”


今年年初，有一个大老板看上了美兰球场，愿意出3亿收购。程春博两个晚上没睡着觉，美兰球场的一草一木他都是那么熟悉，实在是舍不得啊！程春博只能痛并快乐着继续两地飞的日子。


重生
2010年，美兰球场建成后不多久，程春博又病倒了，这可比1990年昏迷三天那次严重多了。还是肝出了问题，程春博在协和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后，被转到解放军302医院。医生惋惜地说：“你这是极度劳累造成的极性肝损伤，整个肝都坏死了。唉，你要是早来四五个月，就能痊愈出院。”


程春博知道自己没有几天活头了。恰好前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有事找程春博，就让秘书给他打电话。秘书听出程春博的声音不对劲，就问他怎么了，程春博道明原委。


第二天，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就代表吴仪来医院看望程春博了。医生坦率地说，程春博最多还能活三天。黄洁夫说：“吴仪指示，程春博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有重大贡献的农民企业家，请尽全力抢救他，在全国范围内尽快给他找到可以移植的肝脏。”接下来的第一天和第二天，程春博全身的血液都换了一遍，终于等到第三天找来配型成功的肝脏，做了肝移植手术。


手术很成功。只是，程春博实在不懂爱惜身体，术后一个月，在身体根本不适宜坐飞机的情况下，就去美兰球场“救火”了。


市领导来看望大病初愈的程春博，问他还有什么想法，他说：“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把北京乡村改建成国际水平的球场，但是没那么多钱。我想把办公的那个小院给卖了，有200亩地吧，换点钱。”领导批准了，这才有了北京乡村A、C、E三个场的重生。改建后的北京乡村还被评为“全国十佳球场”。


北京乡村要改造，美兰球场缺人管理，这几年的双城记生活，让程春博很疲惫，到了今年年初，程春博跟人说话超过半小时就觉得累。


这种状况，在程春博三个月前开始打高尔夫后有了明显的好转。


程春博原先根本不是高尔夫发烧友，这些年只有球场来了重要客人他才陪着一起打，也从没正儿八经地学过球。但程春博的球感却极好，他津津乐道地回忆第一次打球的情景：“80年代末，我和顺义县县委书记一起去日本考察。有一家球场打出大横幅‘欢迎中国国会议员’，他们不知道‘全国人大代表’怎么翻译，还升国旗、奏国歌。然后，西装革履地日本人都站在开球台两侧，看我开球。我在那之前都没有打过球啊，居然还真把球打出去了。这就是天生的球感吧？哈哈！”


为了健康，程春博开始了规律地打球生活。由于身体不允许他一口气打18个洞，他就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和老伴儿一起打9个洞，7点回来吃早饭，再睡一个回笼觉。白天没事儿的时候，程春博就开着球车在球场里各处转转，看有什么问题需要整改，有时会睡个午觉。到了下午5点，程春博再和外孙金程一起去打后9洞。11岁的金程今年开始跟专业教练学球，他总是笑外公的动作不标准，但是外公有时9个洞能打7个Par，这绝对让金程望尘莫及。

程春博很享受和家人一起打球的日子。“年轻的时候我一头扎在球场里，陪老伴的时间少，两个闺女我都不知道她们怎么长大的。现在我终于能和老伴一起打球，看着外孙、外孙女长大，真好啊！”


这样的打球生活程春博坚持一个月后，就明显感觉到身体的改观。现在可以说是他肝移植手术后身体状态最好的时期，他笑眯眯地说：“我现在说一天的话都不觉得累。”


这句话挺让人心酸，如果当初不执意建球场，程春博的身体健康会比现在好得多，哪里会到前一阵子说话都费劲的地步？差点儿把命都搭进去了，程春博却一点也不后悔：“我在有生之年建了两座球场，改变了两个落后地区的经济面貌，解决了当地人民的就业问题，我很欣慰。”


这就是程春博，真性情的程春博。程老，一路走好。


文/史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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