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土豆大王（续）

国殇瞬影

乔治·希马一直在为日本移民在美国的权益作斗争。二战爆发后，希马的后人没有逃过被美国种族主义者排挤的命运。

20世纪初，很多第一代在美国的日本移民积累了充裕的资金。他们把钱投资在自己的农场，从帮工转型成为农场主。从此这些日本移民也被白人资本控制的加州农业视为威胁。而经济条件的差异又引起了种族主义者针对日本移民的仇外争论。1906年地震后，旧金山的学校董事会要求日本学生到单独的为亚洲人专设的校舍就读。日本政府递交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抗议，引发了后来的外交危机。这项政策由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亲自干涉而被撤销。罗斯福认为旧金山学校事件仅仅是西海岸逐渐蔓延的反日运动中的一个事件。他亲自参与到谈判中去，最终达成了1908年的君子协定。日本自愿限制移民劳工的人数，实施严格的移民审查制度。


但是日本女性的进入引发了美国种族主义者对于日本政府疏于监管的指责，他们声讨“照片新娘”（邮寄照片选择新娘）的做法。声称这样会影响美国人与日本人通婚，使美日文化融合越发困难。其实之前美国种族主义者排华时就声称在美华人无法文化融合，因为他们多数是没有老婆和孩子的单身劳工，所以在美日本人就希望能扎根下来。因此与国内那些愿意移民来美国的日本女性交换照片，通过邮件联系缔结婚约。这种做法在那些开荒的单身劳工中也很常见。但这种行为却被种族主义者指责为像养兔子一样繁衍后代，占领西海岸。


在美日本人对此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通过各种同乡会、福利会、工会、妇女联盟、教会、学校、信贷系统结成了各种联盟。这种群体的联合对于在美日本人在主流社会外的生存至关重要。1909年，乔治·希马成为了在美日本人协会的第一任主席，这个协会联合了超过50个在美日本人社团。尽管乔治·希马当时已经非常富有，他在伯克利最好的住宅区学院大道2601号购买了房产，但金钱却不能买到尊重。伯克利的报纸、附近的奥克兰甚至旧金山的湾区流言四起，他们受到了各种排挤。一些人举行抗议活动，要求他们搬回东方人社区。报纸上充斥着“黄种人侵占大学城”“日本人进驻时尚街区”等报道，使乔治·希马的声誉严重受损。

希马并没改变他对邻居们的友善态度。照片显示他的住宅外观与社区的建筑和景观非常和谐。他还在临近的地块上种植了一些欧洲和亚洲进口的植物。希马对于那些指责他的家庭影响了社区种族一致性的传言的反应文雅而有效。这位土豆大王竖起高高的围栏，解释说是为了不让社区其他的孩子和他们家的孩子一起玩，以免受到他家孩子的影响。他还向加州大学青年男子基督徒联盟捐款500美金。于是他逐渐被社区作为一位心系公众的人士而接纳。


一位百万富翁都没法找到合适的家，更别提那些相对贫困的日本人了。日本明治现代政府的崛起和帝国主义威胁进一步加剧了排日情绪。希马成为了排日联盟的主要目标，同时也成了为在美日本人争取权利的代言人。希马当时是全加州最富有的日本人。他控制着几千亩岛屿和三角洲地带的土地，拥有自己的船队进行作物的运输，还雇佣了一小支由日本人、中国人和印度人组成的军队。希马不仅仅销售自己的土豆，还操控了土豆市场。并且，他积极参与斯托克顿商会，投资了多处地产。但是希马和其他人的农场的影响并没那么大，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为美国农场打工的日本劳工，他们在农场承担了各种艰辛的工作，逐渐填补了华人劳工离开留下的空缺，垄断了加州农业劳动力市场。


1920年，排日联盟收集到了足够多的支持以通过新的外国人土地法令。这项新的法令进一步禁止日本人通过自己的子女或公司购买土地。希马授意制作了“正义请愿书”的宣传册。宣传册中他标明自己支持“君子协定”，反对“照片新娘”。希马强调美国的日本人联盟致力于让在加州生活的日本人美国化，并且在爱国主义和慈善事业上从来不推诿而是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希马质问，美国人为什么不能给予日本人应有的权利而和平相处呢？希马的宣传册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排日运动和法令从1920年开始生效，直至1952年才最终废除。


1926年希马过世后，塔耶·霍里的家人搬到了纽约。塔耶去到了东京并由日本海军上将多哥介绍认识了当时风华正茂的崛公一，之后二人在天津完婚，1934年崛公一出任日本驻美总领事后，他让塔耶又回到了美国。塔耶非常反对战争，但传统日本女子受到的教育使塔耶只能永远追随她的丈夫。1941年，当塔耶在收音机中听到日本进攻珍珠港后痛哭流涕，这是她最不想看到的场面。崛公一在南京中毒后不久，就在东京过世。当时正值日本战败，整个国家物资极其匮乏，塔耶和她的孩子在日本很难生活下去。于是塔耶还是决定回到美国和她的家人团聚。当时塔耶是希马唯一的继承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多数在美的日本人都被关进集中营。希马家人由于之前的人脉才得以幸免，都住在了纽约。但没有工作的一家人只能消耗着希马留下来的财产。而排日法案让塔耶无法继承希马留下来的土地。即使15年的上诉和斗争也没让塔耶夺回本该属于她的土地。塔耶的儿媳丽丝·霍里对我回忆起那时的事情：她和塔耶的儿子在丹麦结婚后，1963来到美国。此时希马去世后留下的遗产已所剩无几。而她的婆婆塔耶是传统的日本女性，她不愿并很少提及他们在中国的往事。

丽丝如今还保留着崛公一的七个奖杯、一套球杆以及塔耶在青岛打高尔夫留下的一支Mashie(7号)铁杆。这支球杆杆身长80厘米，杆颈长8厘米，杆头上“L”是女士球杆的标记。球杆在苏格兰爱丁堡制造，杆头上的骑士是詹姆斯·科林格尔·克科拉公司的专属标记，这是一家来自于爱丁堡的高尔夫球具制造商。1905年，克科拉公司开始了高尔夫球的生产和销售，当时多项专利让他们的高尔夫球产品名噪一时。1910年，克科拉公司正式进军球杆制造行业，他们在1913年收购了托马斯·哈罗尔公司，从而扩大了球杆制造的规模。他们的业务到了1920年开始走下坡路,之后苦苦维持了3年，最后公司被公开拍卖。骑士球杆是克科拉公司比较晚期的标志，他们之前还用过绳结作为标志。詹姆斯·科林格尔·克科拉公司之前曾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出口国之一。我之前收藏的一支清末的上海球杆也是出自于他们，这支球杆估价在25,000元。


乔治·希马过世后50周年，400人参加了在斯托克顿的San Joaquin Delta学院希马中心举办的纪念仪式。该中心以希马的名字命名，以此来纪念希马这位先驱。正是希马的不懈努力才促进了这个地区农业的发展。而希马作为一位远渡重洋的在美日本人，还成功将东方和西方联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