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金陵毒酒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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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崛公一在出任日本驻青岛领事期间成为青岛高尔夫俱乐部会员。9年后，他经历了国民政府策划的毒杀劫难

1930年代初青岛高尔夫俱乐部会员及球童合影

这些年我一直在搜寻、研究、整理中国高尔夫的历史。2017年1月，凝聚了我多年心血的“中国高尔夫近代编年史”通过《高尔夫》杂志分享给了读者。非常偶然的机会让我和丽丝·霍里女士(美籍丹麦人)取得了联系。她的儿子和我也算同行，都在美国IT公司里工作。随着我和丽丝更多的交流和沟通，一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也慢慢地浮出水面。故事的主人公是她的公公——曾担任过日本驻华总领事的崛公一（Tomokazu Hori）。1930年，崛公一在出任日本驻青岛领事期间成为青岛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在1934年离开青岛之前，陪伴他最多的就是高尔夫。每天打高尔夫让崛公一的球技提升很多，四年里他获得了多个青岛高尔夫俱乐部比赛的奖杯。同时在此期间，崛公一和日裔美国姑娘塔耶·霍里（Taye Hori）喜结连理，对高尔夫的痴迷让崛公一把自己的太太塔耶也发展成青岛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青岛高尔夫俱乐部资料在我的编年史里是缺失的，这次发现让我喜出望外，也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收获。

1930年代日本领事崛公一在青岛打球

1934年，崛公一离开中国前往洛杉矶出任日本驻美总领事（直到1937年）。1939年，崛公一成为日本驻华总领事，这对他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中日两国进入全面的战争状态。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之后，让中国人对日本侵略者产生了无比的仇恨。这种情形下，沦陷区的地下反击也在酝酿之中。


1939年，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于6月9日到访南京。这是日军侵占南京后到访的日本最高级别外交官，作为总领事的堀公一决定于6月10日晚隆重设宴招待，并邀驻宁日军首脑及伪“维新政府”政要作陪。这次晚宴邀请了几乎南京日伪的所有军政要员。其中包括“华中派遣军”司令山田乙三中将、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少将等人。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内政部长陈群等人也参加了这场隆重的欢迎晚宴。

1939年的上海申报关于毒酒案的报道

6月10日当晚，“维新政府”的政要们几乎悉数到场，但日本军队的许多头目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出席宴会。十九点，总领事堀公一开始简短致辞，对清水“莅临视察”表示欢迎，随后日本和伪“维新政府”的政要们频频举杯祝酒。突然，有人大喊道：“不好，酒里有毒！”随即有人倒地。接着几乎所有的政要们都出现中毒症状，有的呕吐不止，有的倒地不起。总领事馆书记官宫下及会计船山均口吐白沫跌落椅下，现场的仆人杂役们也被这个场面惊呆了。总领事馆中出现一片慌乱，大批日伪军警迅速到场，救护车辆也呼啸而至采取紧急施救。当夜，宫下和船山不治身亡，部分汉奸首脑直到次日仍昏迷不醒。南京日伪当局对此事惊慌失措，日本朝野也为之震惊。消息传出，南京民众无不拍手称快。多年后谜团才被解开，这场震惊中外的金陵投毒事件其实是国民政府在军统的策划下实施的。


淞沪会战中，日军利用强大的海军配合陆军发起猛烈进攻，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纷纷沦陷。南京屠城的惨案如迷雾一般萦萦难散。抗战早期，国民士气急需提升。1937年“七·七事变”当月，军统河南情报站副站长尚振声奉命调任南京区副区长，负责指挥和策划一起毒杀行动。抗战期间，军统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抗日锄奸”。日本南京总领事馆中此时已有军统的潜伏人员。


南京人王高科1932年在日本总领事馆办公室当差，主要从事房间清扫、倒茶、收发信件、递送名片等杂役。1933年，由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发展成为军统一员，王高科从此利用工作和略懂日语之便，为军统搜集日伪情报。1934年4月，总领事馆缺一杂役，王高科便将詹长麟介绍进去。王、詹两家均以织缎子为生，住处也靠近，因此常有来往。詹长麟先后面见总领事馆书记官宫下和总领事须磨弥吉郎，随后被顺利录用，在厨房帮做西餐，兼做杂务。不久詹长麟被首都警察厅特警科外事组组长赵世瑞发展成为军统的一员，从此为国效力。

投毒英雄詹长麟

日本使馆只录用不懂日文、家在南京且有直系亲属同住、忠诚老实、手脚勤快、相貌端正的人。但王高科会一些日文，詹长麟曾有在“国军”当兵的政治背景，这些并未被日本人发现。不过詹长麟和王高科之间都不知道相互的特务身份。1936年2月，詹长麟又将自己的哥哥詹长炳介绍进来。不久，哥哥也参加了复兴社。这段时间，南京发生了多起汉奸被捕的事件，日本人开始怀疑内部有奸细，便将办公室的3位差役统统辞退，其中也包括王高科。主要在厨房当差的詹氏兄弟得以继续留任，由于办公室缺人，詹长炳补入当差，获得接触公文及信件的机会。


詹氏兄弟在获知6月10日宴请的安排后赶快向上级报告，军统决定利用这次宴会实施毒杀行动，给气焰嚣张的日伪以严厉打击。军统南京区副区长尚振声任行动小组组长，区长钱新民则遥控指挥。尚星夜负责策划安排，商定政治助理书记卜玉林负责联络；情报助理书记李再生和刘益谦则负责撤退事宜；交通组长赵希贤负责撤退工具；会计主任安少如负责挑选毒药；而詹长麟则执行最艰难也是最危险的任务——投毒。詹长麟做好了与日伪同归于尽的准备，而詹长炳则予以配合。詹长炳参加相关会议后向弟弟传达了行动任务，詹长麟郑重接受。日本人爱喝绍兴黄酒。南京中华路119号一家“老万全酒家”一直是他们喜欢去买酒的老字号店铺，但日本人对“入口”的东西高度警惕，每次买酒都有警察监视，并当场开坛，将酒灌入酒瓶。军统高层决定在绍兴老酒中下毒，而酒家老板并不知情。

1930年代初崛公一的球杆

6月9日下午，毒药由军统资深特工、詹氏兄弟的妹夫潘崇声取回并交给詹长炳。詹长炳将氰化钾白色粉末带回家中交给弟弟。如军统所料，总领事馆果然派人从“老万全酒家”采购老酒回来。当天下午四点钟，詹长麟将氰化钾倒入酒中，并将其放在了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地方。开席之前，詹长麟把酒端上去时还是有些担心，觉得不能让他们自己倒酒，詹长麟就一个一个为他们把酒斟上。之后就发生了文章开头出现的那一幕，日本和伪政府政要们纷纷中毒。事后詹氏兄弟得知只毒死总领事馆两个小官还是觉得有些遗憾，，痛惜毒药所配过少，否则南京“维新政府”恐怕会立即瘫痪。由于这些伪政府政要在日本人办的宴会上较为拘谨，尚未开怀畅饮，这让他们逃过一劫。（未完待续）